Page 212 - 《社会》2026年第4期

从分娩记忆看中国女性产痛的代际变迁与社会意涵

虽然丈夫“在场”更多的作用只是喂水、加油，但“好一点”和“二胎
还让他陪产”表明丈夫“在场”已经是一种减痛机制。这种机制的效力不
在于丈夫能否像导乐那样提供专业性照护， 而在于家人的陪伴为产妇
在陌生且高度规训化的分娩场域中嵌入了“家庭生活”的情感支持（方
洪鑫， 2021）。 面对疼痛和不确定性，产妇的身体感受得到了家人的见
证与回应。 丈夫的眼泪虽然无法减轻分娩的疼痛，但以一种强烈的情感
反馈承认且回应了产妇的苦难。 不管是导乐的介入还是丈夫的陪伴，两
者都是当代分娩场景中技术与情感的互动。 随着生育知识的公开化，产
妇并不单纯依赖镇痛药物及相关技术，而是通过调动社会关系网络、情
感纽带与非正式的身体照护方式，主动在分娩过程中缓解疼痛。 这种减
痛的主体性实践不仅弥补了医疗技术的缺口， 也使分娩不再是单向度
的医学处理对象，而是女性、家庭与医生多方之间的良性互动。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分娩已经处在深度医疗化的语境中，分娩记
忆越来越回归疼痛、恐惧、无助、没有尊严等主体体验，彰显出产妇的主
体性。 分娩镇痛技术的日益成熟和普遍并未如预期那般消除产痛，这提
示我们，产痛从来不只是医学对象，它还需要得到社会文化、情感等多
种要素的切实回应。

七、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江南 B 镇 24 位女性的分娩记忆， 回溯 1949 年以来中国
女性产痛的代际流变，指出产痛并非一成不变的生理体验，而是被家庭
关系、医疗技术及社会文化等共同形塑的具身经验，表现出显著的代际
差异，可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产痛”。 它体现于疼痛的发生、体验、讲
述和应对等各个维度，不能简单粗暴地将之归结为“产妇越来越怕疼”。
产痛代际差异的本质是社会文化、 分娩医疗化进程与中国女性生育主
体性的协同演化。
从分娩空间的代际更迭来看， 从家庭到乡镇卫生院再到城市医院
的场域转换，构成了产痛社会形塑的核心载体。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家庭作为唯一的分娩空间，将产痛压抑为诉不尽的苦，疼痛叙事让位于
婆媳权力、集体劳动与物质匮乏的生存伦理，疼痛表达成为私密且羞耻
的文化禁忌。 此后，在卫生院分娩使医学开始介入生育过程，这既提升
了安全性，也制造了无麻醉缝合等医源性疼痛，所幸这个半开放空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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