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社会》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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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娩记忆看中国女性产痛的代际变迁与社会意涵
源。 吴嘉苓（2000）认为，产痛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女性的身体经验只
是产痛的一部分，心理层面的恐惧和焦虑以及医院不合理的生产环境、
医疗设备、产科制度等都会加剧分娩的疼痛感。 陶艳兰（2012）的研究表
明，一旦产妇明确表现出对疼痛的担忧和抗拒，医生会出于提高医院效
率与控制风险的考虑提出剖宫产的建议，两者的“合谋”以及产科技术
的发展使得忍受产痛越来越失去道德合理性。 高碧叶（ 2021）认为，现代
女性的孕产过程受到过多的医疗干预和规训，催产素、无痛分娩等技术
往往加重了女性在分娩过程中的无力感，使其被动等待疼痛的到来。 虽
然“无痛”充斥于当今社会的医疗场景，但与此同时，女性的身体经验也
被这类宣传话语和医疗技术共同隐藏于各种对“无痛”的期待之中，这
反而让女性处于身体和道德的双重风险之中 （李桂燕、 佟新， 2014）。
在这场与“产痛”的医学抗争中，医护人员和过去的产婆一样掌握着分
娩疼痛的主导权，产妇处于医院的制度、技术和管理的张力之中，其疼
痛体验反而不断加剧。
（二）从文化到体验：社会文化视角下的产痛
然而，产痛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对于产痛的处理不能局限于
医疗化的框架。 不同于孕产医疗化视角，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关注产痛
的社会文化维度。
人类学对于疼痛的早期研究是从关注疼痛认知和应对的文化多样
性与跨文化比较开始的。 兹波罗斯基（Zborowski，1952）有关疼痛与文化
族群关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发现， 文化直接影响人们对待疼痛的态度
和回应方式。 比如，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疼痛表达方面有相似之处，但
在对镇痛药的看法上截然不同：前者着眼当下，希望即时止痛，而后者
害怕副作用，对镇痛药的使用持谨慎态度。 此后的学者做了许多相似的
研究，如左拉（Zola，1966）比较了意大利裔和爱尔兰裔的患者后发现，
对“痛”的忍耐和认知不是单纯的身体反应，也不必然体现出不舒服的
程度，而是与患者的文化背景有关。 虽然兹波罗斯基的研究因遮蔽了独
特的主体经验以及将文化等同于族群而被批判带有简化主义色彩和强
化族群刻板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确开启了人类学研究疼痛与文
化之关联的大门。 因此，后来的人类学家常常将对疼痛的研究追溯至兹
波罗斯基，其出版于 1969 年的作品《疼痛中的人》（People in Pain）更被
视为此类研究的经典之作（参见 Zborowski，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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