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5 - 《社会》2026年第4期

社会·2026·4

置：它不仅具有信息处理或情绪回应的功能，更在事实上参与界定谁在
场、谁被倾听、谁拥有判断权，从而重塑情感劳动、伦理责任与专业判断
的分配方式。 这种人—机—组织的重组，体现了非人行动者在社会互动
中的构成性作用， 也回应了中文学界 STS 研究对物如何进入互动开端
的理论关切（吴莹等，2008；郑作彧，2023）。
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并非一个可以被完全流程化的服务场景。 既有

互动研究与情感劳动研究反复表明， 安宁疗护社会工作遵循高度情境
化的实践逻辑，依赖关系性的倾听、脆弱处境中的节奏协商以及对具体
情境的持续调整（ Mol，2008；Goffman，2017；Hochschild，1983）。 在这一过
程 中 ， 数 字 化 照 护 既 不 会 自 动 运 行 导 致 照 护 关 系 的 非 人 化
（ dehumanisation），也不会天然生成替代性陪伴，其实践效果取决于技术
能否被重新嵌入既有的互动秩序之中。 当老年人面临数字鸿沟、界面
门槛与叙事节奏错位时，原本旨在提升效率的技术装置反而可能转化
为新的互动障碍，迫使社会工作者承担额外的中介转译劳动与伦理兜
底 责 任 。 这 种 现 象 恰 恰 印 证 了 STS 研 究 所 揭 示 的 现 代 社 会 道 德 困
—
境——互动资格与主体承认日益呈现出认物不认人的倾向 （Shaw and
Donia，2021；Meier，et al.，2024）， 而专业实践者则被迫在物的逻辑与人
的脆弱性之间进行持续调解 （贺建芹，2011； 黄心烨、 郑作 彧 ，2025；
Marent and Henwood，2023；Schwennesen，2019）。
（四）文献述评
现有研究揭示了人工智能在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作用具有
两面性：一方面，它被视为推动社会工作模式创新与服务体系优化的重
要技术力量；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关于权力关系、伦理边界与情感真
实性的诸多争议。 技术建构主义与批判理论分别从效率潜力与风险约
束的角度出发， 为理解人工智能介入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提供了重
要的分析框架。 然而，这些研究在解释技术如何嵌入具体照护情境以及
这一过程如何重塑照护中的互动关系与伦理责任方面，仍显不足，多数
研究属于思辨性质，实证研究较少。 这也使得各种结论的解释力度大打
折扣，其效用边界难以厘清，无法对优化照护实践提供具体、明确的参
考。 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社会学与科学技术研究的相关观点，将人工
智能理解为嵌入在具体制度与实践中的社会技术装置， 而非外在于照

·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