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4 - 《社会》2026年第4期

人机共存的生成机制：以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为例

免以 标 准 化 为 名 抹 去 个 性 化 生 命 经 验 的 独 特 意 义 （Vu，et al.，2023；
Bozkurt，et al.，2025）。
现象学与行动者网络理论进一步突破人—机二元思维， 主张技术
与人类在互动中共同生成社会现实 （ Heidegger，1954；Latour，2005）。 在
这一视角下，AI 在照护实践中不再是被动的工具， 而成为与社会工作
者共同参与情境识别、意义判断与任务执行的协同行动者。 这种混合能

动性意味着 AI 可以作为第二在场者，在情感调节、伦理提醒与关系维
系中提供条件性辅助（ Murray，et al.，2021；Wang，2025）。 当 AI 被置于伦
理监督与人类判断框架中时，它能扩展而非取代专业的社会照护，也为
安宁疗护社会工作提供了新的赋能路径，使其能够更高效地整合资源、
回应需求， 从而提升照护质量与专业价值（ Reamer，2018；Nuwasiima，et
al.，2024）。
在科学技术研究（ STS）及其“物质转向”传统中，技术被视为一种社
会技术秩序，其形态并非预设，而是在行动者、制度与物质装置的协商
中不断生成。 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广义对称性原则，将人类与非人行动
者同时纳入分析视野，强调物并非被动的背景因素，而是在社会实践中
持续塑造行动可能性的构成性要素（ Latour，1994；吴莹等，2008）。 在这
一理论脉络下，技术在设计阶段即被预置行动脚本，人类在使用过程中
会调试、抵抗与再解释，从而在具体情境中重塑角色分工、责任边界与
互动节奏（Latour，1994；贺建芹，2011；邱泽奇，2025）。 在医疗领域，技
术不仅是工具，也是具备互动能力且在互动中自我迭代的准人类行动
者；人机之间的互相建构过程伴随着人机伦理的协同发展及人机治理
的实践递归（邱泽奇，2025）。 郑作 彧 （2023）进一步从新唯物主义社会
学视角指出，人—物关系并非主体支配客体的单向关系，而是 一 种 在
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共构关系，物的能动性在社会化与制度化过程中被
激活。
安宁疗护社会工作实践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不宜被理解为技术进入
既定场域，而应被视为终末照护互动秩序的重新生成与再配置过程。 正
如黄心烨、郑作彧 （2025）通过“身份物”这一概念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互
动并非自然发生， 而是依赖特定物质装置将主体合法地转译进互动关
系之中。 AI 在安宁疗护社会工作中的嵌入也可视为一种新的进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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