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9 - 《社会》2026年第3期

社会·2026·3

Fleming and Sewell，2002； Salzinger，2004； Kunda，2006； Clarke，et al.， 2009；
Shestakofsky，2017）。 这表明，主体性难以被完全规训，它未必能以统一
的、整体的形态纳入劳动控制，其内在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仍 未 得到 充
分讨论。 至于劳动控制如何回应主体性的这一特征，同样有待进一步
探究。
在中国学界， 以劳动主体性为核心的研究集中于信息技术产业领
域。 科技产业的劳动具有灵活、流动与相对自主的特征，它依赖劳动者
的自我驱动与自我管理，劳动主体性因而成为“制造同意”的关键（汪建
华、赵峪，2024）。既有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
不稳定性促使劳动者将自身“企业化”，主动进行过度劳动（梁萌，2019；
侯慧、何雪松，2020；严霞，2020）；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工程师文化、性
别认同等文化资源塑造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与工作伦理（李强、刘杰，
2020；李晓天，2023；孙萍，2019；佟新、梁萌，2015）。 然而，与创造性劳动
领域相似的是，科技企业的生产目标与劳动主体性并非始终协调一致。
例如， 企业的内部竞争机制与直接控制策略逐渐背离工程师文化的内
核（梁萌，2019），精细化劳动分工不仅剥夺了工程师技能提升的机会，
更背离了他们所认同的专业精神，使其陷入迷茫与焦虑（汪建华、何冠
霖，2023）。由此可见，劳动主体性并不一定能被完整转化为“制造同意”
的资源。
综上所述， 创造性劳动研究揭示了劳动过程的高自主性、 不稳定
性以及主体性在劳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但这一研究传统忽视了创造
性与资本方利益最大化之间的潜在张力，往往将主体性视为汲取创造
力的生产资源。 当劳动控制与劳动者的自主性追求产生冲突时，主体
性能否以同样方式得到动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与此同时，关于主体
性的经典研究着重分析权力如何形塑主体，关注主体性的自反性与流
动性，但较少关注以下问题：当主体性的某些特质难以被控制机制吸
纳甚至与组织目标产生张力时，权力将如何调整其运作方式？ 高度依
赖劳动主体性投入的创造性劳动为回答这一 问 题提 供 了 一 个 重 要 的
观察窗口。 本文以中国游戏产业中的“肝客”为经验案例，试图弥补上
述两种研究视角的不足，借助劳动过程理论的视角，分析主体性如何
在劳动控制中被片段性动员与调用，进而丰富对创造性劳动控制机制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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