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6 - 《社会》2026年第1期

士绅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业的创生：以清末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

的产权契约就高达一千余件。 绅董们正是这千余次交易的沟通者和见
证者。 绅董并非一个或几个人，而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在地精英群体，其
中分为“绅”和“董”两部分：前者不领取总局薪水，以比较纯粹的地方
士绅身份去促成交易；后者与首绅类似，领取总局薪水，也较长期和深
入地参与到收购事宜之中。 以丹江王氏家族为例，王氏为萍乡有名的世
家大族，族中多人作为中人参与到了矿局的收购过程中，其中有“绅”有
“董”。 例如，王巳生以“损人利己，绝不为”为理由不受董事，但却协调
了总局关于本族山场的交易；王振南 19 则受萍乡知县顾家相推荐，成为
矿局董事，参与到收购过程中。 根据曾伟（2014：151-156）的统计，王振
南在目前留下的一千余份契约中充当中人 315 次，参与度非常高。
综上所述，围绕矿区建设中的土地和窿厂收购问题，地方社会中形
成了“首绅—绅董”的中人群体。 其中，首绅具有很强的符号性意义，其
更像是矿局与地方社会之间总体性的中人， 而受首绅管辖的绅董群体
则作为一件件具体交易的中人而存在。
中人群体的形成与总局向士绅们分利的策略密切相关。 通过给予
首绅和董事大量显性和隐性的利益，在中人群体大部分人的利益结构
中矿局的比重逐渐增大，这种变化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行动逻辑。 但必
须明确的是，矿局的分利策略是依托士绅群体本身的身份及其对应的
伦理和利益结构展开的。 与官商分办实现的过程类似，首绅对合作的
同意及其能够起到总领众绅作用的前提在于其身份本身的双重性。 相
应地，绅董们在地方社会交易中充当中人这件事情本身也并不是洋务
官僚的创新，而是他们原本在地方就理应扮演的与其身份相对应的角
色。 此外，在领取了总局的俸禄成为首绅和董事之后，他们所具 有 的
地方性伦理也并未消失。 正如后文所述，总局对萍乡煤窿、井厂、土地
的收购价格整体而言相当之高，从中不难看出地方士绅“维利地方”的
考量。
就这个意义而言， 可以认为是地方士绅群体先形成了上层和下层
的差别，各自拥有了不甚相同的伦理和利益结构，并以此种伦理和利益
结构为基础形成了不同分工，洋务企业则利用地方士绅群体这一特点，
通过给予利益，促成了以“首绅—绅董”为基本结构的中人群体的形成
（如图 2 所示），从而强化了地方士绅与矿局的合作关系。

19. 王振南本为清附贡生，1891 年因参与顺直赈捐被保举五品顶戴头衔。

·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