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38 - 《社会》2026年第1期

士绅群体与中国现代工业的创生：以清末萍乡煤矿的兴建为例

盛宣怀所愿以股票方式支付，而是以现款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 这笔款
项对于总局来说负担巨大，至 1905 年 1 月尚有库平银八万一千两的亏
欠， 张赞宸也在后续电报中指出，“安源矿基昔年购买极费事， 业户居
奇，价甚昂贵”（陈旭麓，2016b：1153）。 上述过程表明，在矿局与地方社
会的交易过程中，地方社会有相当的议价能力。
但要注意的是， 此种交涉和议价与以现代法律条文为依据的交涉
存在明显区别。 事实上，官局在整个收购过程中都没有绝对客观和权威
性的制度可以依凭， 哪怕是仅供参考的一般性的收购价格都可能是征
收之前临时调查确定的。 这一情况意味着矿局、中人群体和经营者围绕
价格的交涉并不是一个根据固定规则申诉权利的过程， 而更类似于中
国传统的以“情理”为核心原则的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 所谓“情理”，
其影响要素非常复杂甚至穷举不尽，既包含交易产品的质量、数量等理
性因素，也包括情感、性格、习惯等非理性因素（凌鹏、唐睿清，2024）。
从保留下来的契约来看，矿局、中人群体和不同经营者达成的契约协定
多种多样。 例如，在矿局与井主的交易中，该井厂历史上是否与官矿局
有过油煤往来，是否向铁厂输送过煤炭就是一条定价标准，有过交易历
史的煤井可以因此获得更高的收购价格。 20 此外，长期充当中人的董事
所在家族的产业会以极高的价格被收购（曾伟，2014：156-157）。 如果单
纯以产业面积、价值等客观的标准去看待此事，固然可以认为其中包含
着极大的不公平或所谓以权谋私， 但联系当时总局对于作为中人的地
方士绅高度依赖的事实，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双方协定好了的报偿，一
种矿局为完成整体上的顺利并购而做出的妥协，是一种符合“情理”的
结果。
但恰恰因为“情理”的标准多种多样且在不同案例中的体现方式不
同， 衡量最终价格是否合乎情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符合特定的一条或
多条规则，而更多在于收购方、被收购方以及中人群体对于这一价格的
认同，只要三方认同，即可认为是达成了一个关于收购的“天下的公论”
（寺田浩明，2012：363-364）。 所以，追求“情理”的交易实际上是一种高
度依托于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以及特定群体和特定关系的交易。 一旦出

20.“查我井开挖日久，前曾共过油煤来往，与向未往来及违章擅开重挖废井者不同，是
以出具七四项价洋二千零五十元正，交我手收用，未欠分厘。 ”参见：萍乡矿务局档案 2-
7-126 号，转引自曾伟（201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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