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4 - 《社会》2025年第5期

社会系统理论的社会学启蒙方案：以卢曼 1967 年就职演讲为线索的考察

的伦理和政治秩序的问题。 同时，理性启蒙预设了人类理性平等分配，
达成了人们有权利和义务运用自己的理性达成一致的共识（Luhmann，
1970：74），这是理性启蒙所坚持的。 但在卢曼看来，理性启蒙所具有的
意识形而上学淡化了对社会复杂性问题的处理， 实际上却是个体无法
确定与他人行动和体验的一致性， 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存在帕森斯
意义 上 的“双 重 偶 然 性”（ double contingency）的问 题（Parsons and Shils，
1951：16；郑作彧，2018）。 事实上，理性启蒙本身也已预见到社会复杂性
问题以及不同意见的无限可能性，却采取了一种防御态度，退回到安全
的基础上以避免复杂性的出现。 在实证科学方面，则是将复杂性化约到
简单 的感 知 和可 理 解 的 思 维 以 及 实 验 操 作 来 作 保 证（ Luhmann，1970：
74），通过可证伪的程序获得无可置疑的理性保证。
面对复杂性问题，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做法是沟通理性取代工
具理性。诚然，这种取代也可视为辩证启蒙对应用启蒙的替代。不过，借
用现象学的主体间性概念来形成规范共识这一基础也并不可靠， 反而
会不能正确对待社会世界的复杂性（Luhmann，1970：74）。 沟通理性的理
性启蒙方案在处理行动的偶然性（ Kontigenz）时，通过主体间性去寻求
一个可还原的规范共识的基础， 而社会学启蒙方案是用系统间性取代
了主体间性的理论基础。
（二）复杂性作为理论议题
“复杂性问题”何以成为社会学的理论议题？ 这是卢曼所关心的一
个重要问题。 复杂性问题针对的社会状况（世界）也无法被“公理化”
（ Axiomatisierung），所有的公理（Axiom）都假定复杂性已经被几个公理所
把握和化约（Luhmann，1970：75），这就假定了在公理限定范围内的复杂
性都得以妥当处理或安排。 事实上，社会学的功能分析和社会行动系统
理论已经为复杂性问题的处理提供了方法上的必要准备。 在此基础上，
虽然在处理复杂性问题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但社会学仍以乐观的
态度谈论社会学启蒙（Luhmann，1970：75）。 尽管功能分析、社会行动系
统理论呈现了社会学启蒙的某些特征， 但卢曼并不是直接继承这些理
论基础，而是吸收了不同学科的新近成果并加以新的理论改造。 在他看
来，功能分析必须摆脱因果逻辑的束缚，将其拓展为一种比较方法（功
能等价分析）。 将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改造为“功能—结构理论”，
其目的在于使系统理论能够更适应复杂性的问题（Luhmann，19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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