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25年第4期

社会·2025·4

定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对于不愿服差役的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
数量的“免役钱”即可。 这一方面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留在乡村
务农，官宦及兼并之家则丧失了特权；另一方面使政府有了相对稳定的
应役人员，通过征收免役钱、助役钱等增加了日常运转所需的经费（邓
广铭，1975；傅允生，2004）。“仓法”则是针对宋初以来基层官吏乞取侵
克、贿赂成风的社会恶习出台的吏禄制度改革法案，总体上实行对仓库
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以严刑峻法的原则， 用奖惩分明的
制度将整个官僚体系编织成一个互相纠察监督的网络， 从而加强国家
的行政管理能力与地方统治权力（雷博、俞菁慧，2015）。
史乐民（2022）认为，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改革方案标志
着国家直接介入经济和社会的高潮， 熙宁变法成为中国开始于 8 世纪
的长达 3 个世纪的“经济实干主义”周期的顶峰。经济实干主义是指“通
过垄断和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商业经济或通过商业税间接参与商业经济
的倾向”，其核心在于“承诺使用国家权力来促进经济活动并增加政府
在经济总资源中的份额”（史乐民，2022：91）。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熙宁
变法这样较为激进的改革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开放的同时
也会使国家权力过度膨胀，对基层社会原有的结构秩序造成破坏，激发
精英家族产生包括婚姻在内的社会行为走出“舒适区”的转变。 从上述
对变法具体措施的梳理可以看出， 各领域的改革均直接或间接地威胁
到了精英家族的代际资本传递，动摇了其传统再生产机制的根基。 选官
和教育方面“经世致用”向的改革削弱了精英家族对文化资本的垄断，
经济方面加强税收和调节资源再分配的系列法令极大挑战了精英家族
经济资本的原始积累模式，而在基层管理方面，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的
大范围侵入则直接冲击了精英的地方权力基础。 尽管变法中的许多措
施存续时间并不长久，但其引发的政治竞争加剧、社会文化观念转变以
及精英传统的再生产策略失效等问题却长久地影响着宋代中后期政治
与社会的结构秩序，促使精英群体开始全面化、策略化地利用血缘、婚
姻和社会网络等手段强化内部联系并巩固家族共同体， 以应对国家构
建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与挑战。
因此， 结合表 1 的理论框架以及宋代的历史背景， 本文有理由假
定：熙宁变法之后，中国社会的结构秩序与资源再分配策略发生了巨大
变化，精英家族基于身份地位正向匹配的同质性婚姻比例显著下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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