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3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93
社会·2025·3
的批评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卢梭对商业社会作出的“意见帝国”的批判。
不过，密尔调和了 18 世纪文明辩论中的理论对立，认为文明可与一切
福祉相容，文明进步带来的消极影响可由政府加以纠正。在《文明》的结
论中，密尔（ Mill，1977a：147）再次强调了这一立场：“通过占有曾经获得
的全部益处，文明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与稳定，富人有可能过上一种
锡巴里斯人的生活（即安逸、奢华的生活），并在一生中都享受一定程度
的权力与尊重。 在以前，人们只有通过个人行为才能赢取或维持这等权
力与尊重。 我们不能取消文明已经完成的事情， 并再次用财产的不安
全、生命或肢体的危险来刺激更高阶层的能量。 在社会权力（ the power
of society）中，唯一偶然展现的动机是对名誉和结果的追求。 并且，我们
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此动机来鼓励功绩与美德（desert）。 为了高等阶层
之进益，社会变革能做的主要工作———也是民主的进步没有察觉但又确
实正在完成的工作———就是逐渐终止一切不劳而获的殊荣，让个人品质
之路成为向荣誉、优势开放的唯一通道”。
五、 余论：密尔的“新政治科学”与文明的忧思
密尔不仅将欧洲自古以来的社会变迁阐释为文明演化的历史，还
构建了文明的哲学，系统阐述了文明的性质与结构。 在他看来，文明是
一个人性哲学问题。 文明植根于人类分工合作的自然倾向，并自人性中
汲取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 文明进步会带来财富、理智与合作能力的增
长与扩散。 文明会强化社会建制，既能巩固社会对个人的保护，也会强
化社会对个人的限制， 因此文明造成的社会变革也有可能产生自我妨
害的力量。 尤其在 19 世纪，民众权力崛起，相对而言，个人变得越发卑
微和无足轻重。在某种意义上，社会陷入了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僭政”
的危机，远见卓识被喧嚣的意见淹没而难以产生影响，社会被赚钱盈利
的热情主宰，而更高贵的品性与品格遭到压抑。 在这种社会处境中，卓
越之士的才智无处施展，精力走向松懈，社会意见难以凝聚统一，总是
纷纷扰扰。此时，社会结构走向平等，道德影响力发生转移，但新的精神
权威尚未确立，社会处在密尔所谓的“过渡状态”。文明进步需要政治技
艺的帮助以催生新的精神权威来教化国民，引领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促
进社会进入更高的“自然状态”。文明进步带来了新的时代精神，一个崭
· 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