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25年第3期

县域重点任务与基层官员晋升机会

图超越了特定行政层级， 其研究发现折射着官僚体系的整体运行逻
辑，为理解中国的官僚晋升机制提供了微观基础。 具体而言，一种广为
接受的视角是从地方社会的非正式关系入手展开分析。 学者们指出，
关系网络嵌入地方政治，那些社会关系广、经营能力强的官员更具晋
升优势，关系资源的强弱构成了影响基层官员晋升的隐性秩序（欧阳
静，2012；冯军旗，2015）。 这似乎触及了官员晋升的深层运作逻辑，但
任何制度的运行均难以脱离非正式关系的影响，对非正式关系的过度
强调高估了非制度行为对制度体系的侵蚀能力（强舸，2019）。 因而，学
者们转而探索更具一般性的基层官员晋升规律，其中两种解释路径尤
为突出：一是从科层组织结构的角度指出，组织内部存在核心部门与
边缘部门的结构分化，少数在党政体制内居于高位的党口部门、部分
强势的职能部门以及特定政策惠及的特殊部门，其官员拥有更多的晋
升机会（周雪光等，2018；陈家建、赵阳，2020）。 官员在组织结构中所处
的位置内在地影响着他们晋升的可能性。 二是从官员晋升存在隐性阶
梯的角度指出，由于晋升资源较为有限，为了防止基层官员普遍出现
职 业 倦 怠 ， 县 域 内 部 形 成 了 人 事 层 级 细 分 的内 在 机 制 （钟 灵 娜 等 ，
2016），层级增设改变了官员晋升流动的形态（王小军、刘小峰，2022）。
通过制造层级、流动、自主权、地位等非制度性的隐性层级，基层官员
按照惯例形成稳定的梯度晋升秩序，从而维持了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与
晋升的有序展开（吕德文，2020）。
这些研究将分析视野从少数党政主官转向大多数普通干部， 具有
重要的开创意义。 然而，这些研究尚停留于对基层干部晋升表层特征的
刻画，未能系统揭示基层干部面临的总体人事处境，亦未深入探究晋升
流动机制的内在复杂性。 例如，核心部门的流动机会是否具有开放性，
官员在多阶梯流动中为何存在速度差异等问题均未得到解答。 事实上，
这些研究立足于基层官员所处的稳定岗位与职能展开分析， 忽视了县
域治理具有非规则化的突出特征（杜鹏，2020；林辉煌，2024），县域不仅
周期性地存在超出既定职能划分的重点任务， 一些专门承担重点任务
的部门也阶段性地面临人力不足的压力。 为了推进重点任务，县级政府
通常会进行临时性的组织调整与弹性人员配置， 而人与事的再结合过
程则形成了区别于常规晋升的独特流动机会。 参与重点任务是基层官
员广泛认同的晋升渠道，在科层体制内部发挥着独特的激励功能。 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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