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4 - 《社会》2025年第2期

金融波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实际上富有。 田赋征实虽然占云南农民总收获的不到 1%，但如果加上
各村保长加征加凑添上的额外负担，最后所交也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
（谷苞，2019：124）。
另外，为了加速国营、私营工业向内地搬迁，国民政府对私营银行
采取了极其宽松的信贷政策（张嘉 璈 ，2018：209），简单来说，就是几乎
没有监管。 这个信贷政策直接导致抗战时期私营银行数量暴增，资金流
纷纷涌向投机商业（董长芝，1997：66）。 1938 年，农贷总署成立，政府推
动信贷向农民流动，铺设农村金融网点，指示国家银行将更大比例的资
本投入初级农产品生产，开发后方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大部分信贷合作
社都是由地主或国民党地方分部指定的党员仓促成立， 合作社资金不
足，而且还沦为土豪劣绅的盘剥工具（成功伟，2020：78-88）。 国民政府
不是不想控制宽松信贷政策导致的过于快速的物价上涨， 但国家银行
背负巨额抵押内债以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借款额急剧膨胀，根本无力解
决这一问题（高蓉芳、刘志英，2021：88-97）。
可以说，抗战时期金融的无序状态和通胀问题成了死循环，市场生
产交换阻滞，加上战后国民政府未抓住物价回落、外汇充足的时机及时
抑制通胀，如继续平抑物价、打击兑汇黑市、执行严格信贷、减税等（陈
肇斌，1948：10-22），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决策失误最终导致金圆券改
革的雪崩（张秀莉，2016：91-98）。
农村地区虽然在银行信贷体系中占比很小， 却要承受城市货币市
场的道德风险和法律已经失控的风险。 在这个过程中，唯一对乡村有利
的变化可能就是，战后经济重新回到战前城乡分割状态，内地乡村有了
喘息的机会。
三、“燕京学派”对通胀下的农村金融研究及发现

禄村调查是从 1939 年秋季开始的， 易村调查紧接着在 11 月展开，
而玉村调查是在 1940—1941 年进行，这三个调查正好经历了第一个加
速通胀到第二个加速通胀的过渡。 如前所述，在对江村的研究中，费孝
通偏重于思考乡村的资金匮乏、 缺少良好的信贷系统等问题。 相对而
言，在“云南三村调查”中，费孝通和张之毅对于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问题趋向更为保守的态度，与其说他们重视农村的金融发展，不如说他
们在当时更警惕和防范金融对农村的侵蚀。 在这个阶段，国民政府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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