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25年第2期

金融波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占总量将近九成。上海的人口从 1852 年的 50 万增至 1949 年的 500 万，
在20 世纪最初的 20 年， 产业工人从 14 万人增长到 22.36 万人（徐德
莉，2010：173-177）。
这些数据表明，20 世纪 30 年代， 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已经开始发生
显著改变， 上海和东北两地的殖民经济与内地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两种
全然不同的类型，类似于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内外岛经济”。 2
因此，内地农村开始出现的金融问题就不仅仅是生产资本不足的问题，
还是一个复杂的宏观经济结构变动衍生的问题。
由于资本当时主要流向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 导致资本对这些城
市周边的农村率先形成“虹吸效应”，造成近郊地价的上涨，中小地主
的消费和经营农业成本也大幅度上升，促使他们在抗租风潮和破产压
力下不得不抛售土地，土地因此就逐渐集中到大资本手中。 金融资本
组建了收租局，兼并土地，驱赶永佃农。 费孝通（ 2005：237）认为，江村
手工业的衰败释放了城镇和农民无力再投资农村的信号：“农村地 区
资金缺乏，促使城镇高利贷发展。 农村越萧条，资金便越缺乏，高利贷
—
亦越活跃——一个恶性循环耗尽了农民的血汗。 ”费孝通所说的江村
金融竭蹶，根本原因在于它离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太近了。 长江中下游
地区是当时中国金融机构网络最密集的地方，1933 年就 有 95 家 银 行
和 310 家钱庄遍布该地区的城镇 （城山智子，2021：121）。 1929—1931
年，在丝、茶、小麦、大米和棉花的收获季节，江苏地区的白银从城市流
向农村，信贷也从上海流向 城 镇 钱 庄 ，进 而 渗透 到 乡 村，而 在 1932 年
后， 白银反向流动， 城镇信贷中止， 农村因此金融竭蹶 （城山智子，
2021：116）。
1935 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被认为是一个拐点。 从 20 世纪初到
1935 年，中国总体物价水平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国内农业收成、世界
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银价。 这次改革放弃了银本位制，其主要目的是通
过切断国内物价和银价的联系来抵制美国收购白银， 因为美国收购白
银会引发银价上涨，从而增大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逆差。 币制改革之后，
中国的物价走势不再和欧美保持一致。 国民政府确定新汇率，使货币对
外贬值了 20%，而汇率的走贬提升了英国和美国的进口批发价格，这对
国内的农业和工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张嘉璈，2018：11-14）。但由于

2.“内外岛”的讨论来自格尔兹在印尼爪哇的著名研究（侯学然，2023）。

·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