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8 - 《社会》2025年第1期

观念因何而变？

和情感支持，并降低父母对养老风险的感知（Xie and Zhu，2009；许琪，
2015；Hu，2017；孙晓冬，2018）。由于相互型孝道关注亲子间的情感需求
与相互关系，当女儿为父母提供兼具情感与亲密性的照顾支持时，也满
足 了 父 母 在 亲 子 关 系 中 对 于 情 感/心 理 需 要（emotional/psychological
need）的深层期待（Bedford and Yeh，2021）。 这种超越传统角色责任的亲
子互动，使父母更深刻地体会到“亲情”是孝道的核心价值，并在这一过
程中强化了他们对相互型孝道伦理的认同。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3a：与头胎生儿子相比，头胎生女儿的父母更可能在生病时得到子
女照顾。
假设 3b：得到子女的照顾会提升父母对相互型孝道的伦理认同。
（三）孝道伦理的变迁：生育转型下的子女性别结构变动
人们对权威型孝道认同的下降，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孝道的
式微。 虽然父母的权威型孝道观念因为子女的性别而有所差异，但为什
么在中国传统家庭生活中，孝道观念还能始终保持稳定呢？ 对于这一问
题，我们依然需要结合家庭生活的变化加以解释。 受“延续香火”和“多
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传统生育模式通常表现为不断生育直至生出男孩
为止。 这意味着，由于大多数家庭至少有一个儿子，父母会因为生儿子
而继续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代际同住），并延续了人们对权威型孝
道观念的认同。 换言之，在多子女家庭中，头胎为女儿的影响可能会因
后续胎次中儿子的出生而弱化。 由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a： 子女数量的增加会削弱头胎为女儿对父母权威型孝道的
作用。
假设 4b： 男孩数量的增加会削弱头胎为女儿对父母权威型孝道的
作用。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出台的计划生育政策约束了生育行为， 带来
了中国家庭的生育转型。当人们无法按照“传统孝道”的要求实现“传宗
接代”时，意外的家庭生活变化可能会打破“传统孝道”文化的再生产链
条。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在传统家庭中，人们通过持续的生育行为来决
定家庭子女的数量及性别结构，因此，只有女儿的家庭是极少数。 随着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生育率的下降， 家庭子女的性别结构会更多地依
赖于第一胎次的自然选择，这导致只有女儿的家庭数量持续增加。 这样

·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