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两组父母的观念差异可以归因于子女的出生性别。 在最近的研究中，研
究者结合头胎子女的性别展开了多项研究， 但尚未有研究拓展到孝道
这 一 传 统 文 化 议 题（Li and Wu，2011； 穆 峥 、 谢 宇 ，2014b； 陆 方 文 等 ，
2017；魏钦恭、张佳楠，2021）。
不过， 熟悉中国生育史的人也可能会继续质疑头胎性别的外生假
设。 对此，我们借鉴陆方文等（2017）的做法进行了内生性检验，把子女
数量、儿子数量、末胎性别（“男孩”=1）、头胎性别（“男孩”=1）作为因变
量分别拟合线性回归模型，并控制了若干可观测的特征变量。 表 3 报告
了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系数结果。 如模型 1—模型 3 所示， 生育子女数
量、生育儿子数量、末胎性别等与父母的户口状况、民族身份、受教育年
限、收入等个人特征显著相关。 例如，农村户口的父母和年龄越大的父
母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更可能是男孩。 根据对头胎性别的外生特征假
定， 父母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一般不会因为个体特征差异而发生显著变
化。 从模型 4 来看，上述父母的个体特征与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不仅未表
现出显著关联，回归系数还接近于 0。 基于此，有理由支持头胎性别是
一个较为理想的外生变量。
（四）分析思路
本文的分析思路分为三部分。 首先，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模型（OLS）
解释家庭子女性别影响父母对双元孝道观念认同的头胎效应，并基于
因果中介分析方法进行机制解释。 传统中介分析方法将回归模型之间
的系数变化解读为中介效应，但这一方法扩展到非线性回归模型时难
以解释。 今井耕介等（Imai，et al.，2010）在反事实框架下提出了一套因
果中介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将头胎性别对父母双元孝道的总效应（total
effect）分解为平均直接效应（average direct effect，不涉及中介变量的效
应）和平均中介效应（average mediation casual effect，通过中介变量所实
现的效应），平均直接效应、平均中介效应和总效应的评价参数通过 1
000 次蒙特卡洛逼近仿真计算得到。 其次，我们结合家庭子女性别结构
的变动来解释权威型孝道变迁。 除了直观使用异质性分析来展示不同
生育结构下的效应异质性外，我们还将头胎子女的性别作为识别家庭
子女性别结构的工具变量，并结合图示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家
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 最后，我们会针对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行若
干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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