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7 - 《社会》2025年第1期

社会·2025·1

质来观察，可以进一步发现这里暗含着由“公”的观念产生的社会革命
理想与基于阶级观念发展出的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 在孙中山的语境
中，他的个人人格、革命学说与革命活动是牢牢绑定在一起的，革命必
须“服从个人”才能收获成效。 4 王汎森（2017：205）注意到，新文化运动
以来，新青年的心态已经相当激进，他们认为“人”的天然状态是有问
题的，要真正成为“人”就必须接受一套主义，使“旧人”成为“新人”才
能够“使中国人得著‘人的生活’”。 他将这种思想视为“现实社会之外
的社会行动”，是“以一种超越、凌驾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之上，宏观
一切，规划一切，又改变一切的方式进行”。 换言之，这正是韦伯（ 2010：
263）概括的“将人‘从内部’革命起，再根据其革命的意愿来形塑外在
事物与秩序”的卡理斯玛的革命性格。 韦伯（2010：268）认为卡理斯玛
的组织“愈保持其纯粹性， 它 就 愈不 能 被 理 解 为 一个 一般 所 谓 的组
织”，而经历了革命“再仆再起”的孙中山看重的却是党员和军队能否
信奉“我的主义”。 新青年激情有余，却不讲求方法，必须经过自己主义
的改造和洗礼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 这既是国共合作得以展开的
机缘，又是国共合作破裂的隐患。
不妨借用列文森对儒家的讨论来分析孙中山学说中的“公” 的概
念。 列文森（2023：xxix-xxxiii、139-144、196-205）认为，儒家学说在近代
中国面临的困境源于近代中国只能成为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而无法恢复
具有世界性的“天下”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沟口雄三（2011a：32-
43、50-73）所概括的“具有天下普遍性”的“天下之公”只是诞生于“中
国的世界”（a Chinese world）的学说，其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而孙中山
虽然是在传统的“公”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但这种学

（接上页） 和的社会思想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的反对阶级斗争的立场。 从社会结构的
角度来看，孙中山此时不认为中国有实行阶级斗争的基础，将社会视为整体的观念在他
那里相当根深蒂固，并非是在阶级观念的刺激下才产生的。 本文认为，不妨视这一社会
整体观是在“公”的观念的影响下形成的。
4. 孙中山（2015c：327-328）1920 年在上海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中，在向党员解释修改
党务章程的必要性时提出，“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
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 这与他后来在 1924 年 的
民权主义演说中提出的中 国人“自 由太多”的论述有着相 似的意 涵。 他认为 ，只有国 民
“牺牲 自 由” 并 克 服 散 漫 的 状 态 ， 才 能 够 在 民 族 、 国 家 的 高 度 上 形 成 坚 实 有 力 的“大 团
体”，进而才有可能在主义的塑造下实现革命的目标（孙中山，2015a：41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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