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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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4·6
曾国藩的这一保留态度其意义仍然在于他顾忌官僚体系的成例不
能随意更改。 也就是说,在“士绅—地方”与“皇权—官僚”的双轨体系之
间确实可以出现某些相互的联系与协作, 但双方并不能完全突破各自
的轨道。 总结以上有关曾麟书在湘乡地方的行为思虑可知,要完成“士
绅—地方”与“知县—官僚”这两个轨道之间的成功协作,需要相当多的
条件共同作用。 对于此事,“咸丰元年九月初六日季弟来书”中的总结最为
准确:
子细思此事,实有莫之为而为者,特假人力以成之也。 向
使今年湘乡若不办就此事, 则安静之日不久; 若不是这个好
官,谁肯力为整顿? 若不是父大人入场,即官亦掣肘;若非父大
人一片公心,何能人人悦服? 今事已成矣,岂非湘乡长治久安
之势乎?
而其说更有未尽者,向使今年不下豁免之诏,即父大人亦
不能办此事;然向非兄在京做官,彼穷乡僻壤,又谁知有豁免
之诏乎? 弟常对父亲云,今年不特湘乡沾大兄之光,即湖南一省
沾光者尚多多焉。 即此一事,可以知天之生兄,良非偶然者矣。
(曾国藩等,1997b:635)
若仔细分析曾氏家族在这一阶段与地方公务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
曾麟书为何能够与朱石翘合作,成功地处理好征解钱粮一事,可以总结
出如下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曾麟书之所以受邀主持钱粮的事情,一方面是因为曾国藩此
时为二品京官, 另一方面则因为曾国潢此前的努力让曾家在地方上实
际握有相当的威权与实力。
第二,可以将曾麟书与朱石翘(绅—官)的成功合作看成是由其背
后的曾国藩与曾国潢这两股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 其中,曾国藩更多地
代表着“士绅—地方”这一脉中位于上层的理念性的道统力量,他并没
有运用自己作为官僚的能力。 曾国潢则代表着“士绅—地方”这一脉中
位于下层的实践性的权势力量。 只有这二者的结合才能共同构成“士
绅—地方”这一脉的整体。
第三,“士绅—官僚” 的合作能够成功的另一个条件自然在于朱石
翘本人作为地方官能够实心为民。 正因如此,他才能请动曾麟书出山,
突破原本横亘在两条脉络之间的壁垒,真正地协作为公。 即是说,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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