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11 - 《社会》2024年第4期
P. 211
社会·2024·4
绘，葛兰言不只是在方法层面以社会学的方式重构历史而已，更无疑是
在挑战传统历史学写作的政治前提： 历史的书写不该是为了塑造和加
强国民性， 而恰恰是应该指出这种国民性增强导致的声望竞争所带来
的暴力现状，并通过对各个文明的历史研究，提供解决这一现状的各种
可能性。
以上我们阐述的是葛兰言的中国研究对处于学派及特定时空背景
中的葛兰言自身的重要意义。 对古代中国演进的研究不仅推进了葛兰
言对学派共同理论资源的发展与更正， 也直接提供了以社会学的方式
处理历史材料的方式， 体现出年鉴学派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纳入社会
学研究范畴的努力，更回应了葛兰言最深切的时代和政治关怀。 作为中
国读者，唯有理解了葛兰言的整体视野，才能将他对古代中国的解释与
中国的本土解释相对照，实现我们自身的“迂回与进入”。当葛兰言在用
批评的方式阅读中国古典文献的同时， 中国本土的史学革命也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从梁启超、顾颉刚到王国维，都在逐渐引入现代史学的
方法对中国之前的史学传统和文献进行批判性研究。 尽管葛兰言了解
王国维与罗振玉的研究，也常常引用胡适的文章，但他对中国历史的进
入方式、 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与史学革命及其后续不断修正与争论的
解释仍然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 如果将《殷周制度论》及其相关
讨论与批评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代表，我们就会发现，对中国上古
历史与文明基本问题的讨论很大一部分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从宗法
与封建或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入手讨论封建制， 主要争论在于能否以宗
统推君统，或封建制是基于但超出宗法的政治制度；二是在商周之间是
发生巨变还是因袭，对照指出商周的物质、社会与信仰的不同表现。 对
葛兰言来说，封建制的本质是依附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 这一基本定
义同属于从库朗热到马克·布洛赫的传统。 因此，尽管经常认为中国封
建时期的亲属组织与政治组织难分彼此， 葛兰言却并不以宗法与封建
的关系讨论这一问题， 而是认为与前一个阶段政治组织与亲属组织彼
此区分的状态不同。葛兰言在《中国文明》与《古代中国的婚姻分类与亲
属关系》中都呈现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即因为作为首领—父亲的男性将
政治权力引入亲属关系，才造成了亲属结构的破坏与封建组织的生成，
这显然是完全不同于中国本土史学传统的解释路径。 而对于商周之变
或三代的讨论，葛兰言甚至从来没有受具体朝代的限制。 正如西米昂所
· 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