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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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道德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础:沙夫茨伯里道德哲学的社会理论意涵
哈林顿设想的共和政体治下的公民称为“空心公民”(hollow citizen)。 然
而,其对手霍布斯学说中的人却并非“空心”之人,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
中的人为了自我保存并不断竞求荣誉、权力和财富,是自私、贪婪、残忍
且卑劣的。 霍布斯的这种性恶论正是其政治学的人性论基础, 也就是
说,如果认同其人性论前提,其结论将是无可避免的。 这也意味着,反
驳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必须从其人性论入手, 而这正是哈林顿学说之最
大缺陷。 沙夫茨伯里作为辉格党创始人之孙,自幼受到其祖父伯爵一世
政治理念的熏染,长期活跃于以莫尔斯沃思子爵( Viscount Molesworth)
为核心的共和主义圈子之中 (该圈子是哈林顿之后共和主义的活动中
心),自由的古典共和主义是他毕生的政治信仰。 因此,以美德充实哈
林顿学说中的“空心公民”,为一个自由的共和主义政体方案奠定牢固
的人性论基础, 就成了沙夫茨伯里学术工作的一大要旨( Schneewind,
1998:289-298)。
施尼温德的解释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不过,如文首所言,如果我们
尝试运用社会理论的眼光在更大的思想史尺度上审视沙夫茨伯里的工
作, 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从根本而实质的意义上理解这一思想史的大
关节。 帕森斯( 2012:100-106)揭示了霍布斯秩序问题的根本困难在于
不同个体间的行动目的存在难以调和的紧张和冲突, 这一困境正是现
代社会理论的元问题“社会何以可能”最重要的源头。 为什么这一问题
在此之前不存在呢? 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的名著《蜜蜂
的寓言》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让我们可以顺着蜜蜂隐喻史的脉络
来理解欧洲思想史中“社会性”(sociability)问题的古今之变。
亚里士多德(2019:5-6)在《政治学》开篇就将人类称为“城邦生活
的动物”或“政治动物”(political animal),并将人类和蜂群进行类比(只
不过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组织更为发达)。 3 作为斯多亚派重要思想
家的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Aurelius,1949:62)在这一问题上给出了
更为明确的表述:“对蜂群不利之物,亦将有害于蜜蜂”。 亚里士多德和
奥勒留的说法都表明,在古典城邦社会中,个体目的和社会秩序之间具
3. 正因为亚里士多德此处表明的那种人类天生欲求共同社会生活的本性,后来这一名
句中“政治的”一词就被译释为“社会的”(societas),并逐渐成为一种标准解释倾向。 这
就是现代自然法学派中的“自然社会性”争议的源头(阿伦特,2009:15;李猛,2015:4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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