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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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4·4
很好的教育（“教育”甚至是他为这幅画和这段故事首先考虑的名称，见
Ⅲ.350），“他们自己有一天也会经受这样的考验，他自己的幸福，还有
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Ⅲ.409）。 不过，即将经
受这样考验的不只是王室后代，而是整个社会。 沙夫茨伯里一定清楚地
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特意请人将《赫丘利的抉择》刻成版画连同讨
论其设计思路的《论历史画或嵌板画〈赫丘利的抉择〉》一文收入经其修
订的文集 《论人、 风俗、 舆论和时代的特征》（简称 《特征》） 第二版
（ 1714）第三卷中公之于世。而在该版文集出版之前，1713 年 2 月 15 日，
沙夫茨伯里病逝于那不勒斯。 试图让整个世界重新拥抱美德，成了他留
给世界的最终遗教。
如果因此便轻率地将沙夫茨伯里视为又一个喋喋不休的劝善说教
之人，将错失思想史上一大关节。 道德哲学史家施尼温德（ Schneewind，
1998：285-309）将沙夫茨伯里对美德的高度关注和特别强调称为“美德
的复苏”（the recovery of virtue）。“复苏”一词意在表明，自古典时代终结
之后， 以自然法的形式教导责任和义务的基督教伦理学就取代了美德
伦理学的统治地位（ Schneewind，1998：287），而沙夫茨伯里通过较为系
统的理论工作重新将美德置于道德哲学的核心范域，尽管在他之前，文
艺复兴时期的斐奇诺、皮科，宗教改革时期的伊拉斯谟及 17 世纪剑桥
柏拉图学派诸多哲学家已渐启其端（Taylor，1989：249-250）。
沙夫茨伯里之所以重拾美德， 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应对当时蓬勃发
展的商业社会日益严峻的道德危机。 在《道德学家》这一实验性的哲学
文本中，沙夫茨伯里借愤世嫉俗的贝拉蒙之口慨叹道：“哦！人人都背信
弃义！ 到处都混乱失序！ 所有人都如此腐化堕落！ ”（Ⅱ.198）他显然并
不希望一个商业社会的经济繁荣是以牺牲道德秩序为代价的。 但沙夫
茨伯里的思想意图显然不止于此， 施尼温德就此给出了一个政治学角
度的解释。 在沙夫茨伯里之前，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因对
霍布斯《利维坦》中反共和政体的专制倾向极为不满，于是写作出版了
《大洋国》（Oceana）来阐述一个自由的共和政体的构成和运作机制。 哈
林顿寄希望于经过优良设计的立法程序以及有关公职人员任免和土地
均分的诸项制度能够保障自由共和政体的长治久安。 但哈林顿该著作
几乎没有涉及任何人性论内容，他甚至相信，即便公民作恶多端，共和
政体也可以完善运行，而一个好的政体可以造就好的公民。 施尼温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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