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9 - 《社会》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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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婚事等)。在收益方面,西方人并不依赖子女养老,也不会把家庭看作
一个可以终身依靠的组织, 但中国子女需要为年迈的父母提供经济保
障与日常照料,因此,养儿防老在中国是较为普遍的生育动机。 更为重
要的是,不同于纯粹经济理性,中国人的生育动机还存在“继嗣”情结,
表现为宗族文化理性(吕红平,1998)。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本位”强
调宗族的延续与扩大,延续的基础就是生育。 个体的生育动机会被家庭
形塑,也在家庭互动中被影响。
(二)生育动机的变迁
与其他主观观念类似,生育动机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并在
不同世代呈现差异性。 生育动机是生育观念的核心,生育观念转变的关
键在于生育动机的转变(汪雁、慈勤英,2001)。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生
育动机变化的主要趋势在于,传统型和经济型动机逐渐弱化,更多地转
向自我实现、情感慰藉等方面(徐安琪、张亮,2005;罗天莹,2008;庄渝
霞,2008;贾志科,2009)。 当然,这种变迁也并非完全的替代,而是更多
表现为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自主性和集体性杂糅并存,新生代的观念
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宋健、张晓倩,2021)。
对于生育动机的变化,“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家庭现代化理论”
“生命历程理论”提供了主要的解释框架。“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集中
探讨了个体在婚姻家庭领域观念的变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生育率
的下降并没有在达到更替水平后停止, 在很多国家甚至又进一步跌至
1.5 左右。 生育率的降低使人口与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例
如,离婚率的上升、结婚年龄的推迟、同居率的上升等,这些现象被称为
“第二次人口转变”(Van de Kaa,1987)。 与第一次人口转变不同,第二
次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个体观念的变化, 个体主义的兴起推动了个
体在女性社会角色、性观念、家庭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人们更加重视自
我实现、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 具体就生育而言,家庭关系的重心开始
从 “孩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Lesthaeghe,2010)。 传统家庭往往将大
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 通过减少子女数量的方式保证每位子
女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以实现向上流动。 现代家庭的中心逐渐回归夫妻
关系,夫妻可能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而选择不生育。 特别是年轻
一代,更加强调自身需求,把生育看作一种个人自由而不应该受到他人
(包括家庭)干预,个体主义动机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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