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8 - 《社会》2023年第3期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

条进路。 第一条进路关注孩子的价值（value of children）。 家庭微观经济
学采用的是“经济决定论”视角，认为生育子女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
量。 贝克尔和托马斯（Becker and Tomes，1976）指出，在理性人假设的前
提下，个体的决策与行为总是以家庭经济效用最大化为原则。 他们将孩
子类比为耐用消费品， 有关生育的决策因而受制于生养孩子可能的经济
成本及未来的收益。 莱宾斯坦（ Leibenstein，1975）将生养子女的效用概括
为四个方面：消费、收入、保障和维持家庭地位、扩展家庭。 除此之外，
伊斯特林 （Richard A. Easterlin） 的生育分析框架和考德威尔 （John C.
Caldwell）的“财富流理论”也提供了类似的解释。 然而，如同所有对经济
学理性主义的批判所说的那样， 生育动机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工具性计
算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当生养孩子的成本日益增加乃
至高于回报时，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还会出现激增呢？ 有研
究就指出， 孩子不仅具有经济效用， 还可以为父母提供心理层面的收
益，具体表现在初级群体的联结、乐趣、自我的延伸、社会地位与身份、
成就与创造力、道德价值、经济效用等方面（Hoffman and Manis，1979）。
心理学家还将孩子价值的维度不断拓展， 形成了分类细致的结构化分
析 （ Fawcett，1974）。 第 二 条 进 路 集 中 于 人 口 学 领 域 。 米 勒（Miller，
1994，1995，2011）为其代表性学者，他系统梳理了生育动机通过影响生
育意愿与生育期望作用于生育行为的动态链条，并指出生育动机（包括
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处于潜意识层次，主要与遗传等生物因素以及个
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米勒研究的重要推进还体现在测量方法上，他设计
了一套生育问卷量表（Childbearing Questionnaire），促进了有关生育动机的
量化研究。
国内关于生育动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陈俊杰和穆光宗
（1996）将农民的生育动机归纳为包含终极意义需求、情感需求、继嗣需
求、社会性需求、生存性需求的结构化体系。 先后开展的多项社会调查
表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仍然是农村居民的主要生育动机，城市居
民的生育动机则更为多元化与现代化（叶文振，1998）。 21 世纪以来的
几项研究也表明中国人的生育动机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家庭稳定等
为主（风笑天，2018）。 如此看来，中西方在生育动机上存在较为明显的
差异，西方理论在中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孩子效用的角度看，中国
家庭抚育子女的时间要长于西方， 且成本涵盖的范围更广（如买房、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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