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02 - 《社会》2023年第3期

生育动机的世代与性别差异分析

迟结婚甚至放弃生育（McDonald，2000）。 有研究发现，很多因素都可能
会造成两性观念上的分野（Shu and Meagher，2018），其中，教 育被 认 为
是诸多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Mason，et al.，1976）。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增强她们的平等主义观念，提高自主意识与独立性，追求摆脱传
统观念的束缚。 教育性别差异的转变对婚姻 家 庭 变 迁 具 有推 动 作 用
（ Van Bavel，et al.，2018）。 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参与也可能影响两性
观念的异质性。根据“家庭经济学理论”，女性劳动参与的提升以及收入
的提高使得传统家庭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上升， 而生育行为会带来女
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中断和收入的降低（ Becker，1991）。 另外，传统的
性别角色要求女性生育之后在家庭与育儿方 面 投 入 更 多 的时 间 与精
力， 往往会导 致“母 职 惩 罚 ”（ motherhood penalty）（Budig and England，
2001），这势必会使得女性夹在公、私领域之间，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
家庭冲突，使生育意愿降低。
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之下， 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个体性正在被逐步
激发， 生育观念更趋现代。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主义与父权制长期存
在，父系继嗣、从夫居、从父姓、生育中的男性偏好等都强调男性的主导
作用。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与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升，上述传
统也逐渐被打破。 已有研究指出，中国男女的性别观念处于从传统向现
代的过渡状态，但女性的性别观念总体上更趋现代，教育水平越高的女
性观念越现代（刘爱玉、佟新，2014）。特别是在年轻的世代中，伴随着教
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对于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也不断弱化（沈奕斐，2013）。
另外，1949 年以来， 中国女性还经历了去性别化的女性解放，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一度高于相同经济水平的国家，甚
至持平于很多发达国家。 这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参与提高了妇女的
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在生育和避孕方面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随后的社会
主义单位制、住房的集体分配，以及幼儿园、托儿所等配套措施成为推
动母亲走出家庭的主要社会力量（计迎春、郑真真，2018）。 然而， 20 世
纪 80 年代以后，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导
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快于男性（沈可等，2012）。
另外，原先由单位承担的一部分社会再生产职能逐渐转移到家庭，女性
又逐渐面临来自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的双重负担， 抑制了中国女性的生
育动机和行为（计迎春、郑真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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