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4 - 《社会》2023年第2期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是要落实于社会层面，以觉民教化、建立符合美德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共
同体为最终目标。 恽代英践履道德的意志是极其坚定的，这一方面来自
于心学的良知论对外在习俗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则源自居于内忧外患
的时代、弊病丛生的城市带给他的道德焦虑。 除了德性追求外，对个人
主义、个体自由的不信任是其思想另一个鲜明的特点。 在恽代英的概念
体系里，“自由”和“权利”总是与最低等的“私欲”纠缠混杂在一起，产
生于具体人际交往的“同情”（因其所具有的或然性） 也不占据太高地
位，超越日常生活的、接受整体性价值检验的“良知”才最受推崇。 这种
概念分类法在他守义的细节中业已显现。
这些“内在”的发展让恽代英在接触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前，已经
产生了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亲和性”。他不仅非常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
—
还认为劳工运动的道德纪律不是太多， 而是不足——应建立相互制裁
的、进一步限制“个人主义”（个体私欲）发展的团体。 在他的期待中，未
来作为新社会细胞的个体都应具备“理性”，但这种理性并非“工具理
性”，更像是“价值理性”———其“价值”即“个人幸福在于群体幸福”的
社会主义利他伦理。 对此种伦理不妥协的追求是恽代英和共产党人最
初在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我们或许可以设想，如果时代在财政与人事上给恽代英更多空间，
他是否可以继续践行和平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正如共产党人对他的批评那样，恽代英难以将“个体道德”推广到亲密
朋友关系之外，无法在“个体道德”和“群体道德”之间搭建一座实实在
在的桥梁。他一直设想借“教育”将学理以理性启蒙的方式传播给大众，
并以德性的感召力获得众人的支持， 但是这些只吸引了当地一小群跟
随者。 这让他认识到，若想把影响力拓展到更大范围，利益的激励是必
要的：
人类想得社会的进化，最好是不需要感情 13 的原素，而全
凭理性的指导。 但是事实已经证明， 感情每反在发生效力的
改造运动中，占主要的地位。 既然如此，我们做改造运动，不
容不注重这一点， 而研究所以善于处理的方法。 （恽代英，
2014c：37）
此外， 恽代英的团体也缺乏一种维持生计的合理方式。 这些人的
13. 在恽代英的概念体系中，利益带来的联合是本能的一部分，因此隶属于情感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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