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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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3·2
其道德概念也愈纯洁愈高尚”。 阶级斗争其实是在以“无产阶级便提倡
自己的新道德———同志的道德”代替败坏的资本家社会中“互相倾轧的
利己主义，只知道贪狠残酷的发财主义”，以“现代生产过程的纪律和团
结力所锻炼出来的”的进步道德淘汰落后道德。 无产阶级的政府因此具
有天然的高尚德性，“工人阶级争到了自己的解放， 一定要力求消灭一
切阶级，消灭国界，力求一切民族间的永久和平，造成一个全世界的劳
动公社”。 陈独秀（ 2014：124-125）在 1920 年那篇著名的《谈政治》一文
中也论及“强权”的问题，他认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
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
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 这些共产党人对道德的认
知与要求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都期待普遍道德秩序的最终实现。
就这一点来说，恽代英在共产党人中并非特殊的；然而在对个人品
行的严格要求上，他可能异于党内大多数人。 实际革命运动中也常出现
革命者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但是，就我们关心的那些对行动产生引
导作用的“伦理因素”来说，外在行动的差异不一定反映内在精神世界
的差异。 外在行为可能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与对
白色恐怖的恐惧可能促使人以恋爱为排解； 或者一个道德主义者不认
为私人关系值得投入热情，而将道德情感投身于其他方向；再或者一个
人对神圣的情感有追求，行为上却难以达到那种高度。 简单以外在行为
判断内在性格可能过于武断， 对比或需要基于对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入
挖掘。 就李海燕（2018：284-304）对革命时期文学作品的分析来看，大革
命时期左翼作家逐渐放弃了早期对情感的大胆探索，而选择采取“革命
加恋爱”的公式文学。这种文学几乎是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的现代翻
版：正如“英雄儿女”的“儿女之情”需要最终收束于对家国天下的英雄
主义奉献中，“恋爱”既为“革命”提供了某种驱动力，也需要最终让位
于革命的实际工作。 相比左翼作家，恽代英对待德性的态度的确更为刻
板、严格。 14 但是这些左翼青年似乎也在爱情中寻找一种超越爱情本身
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双方似乎又有相通之处。
14. 当时同在上海的共产党员中可能只有杨贤江与恽代英相似，杨贤江不仅有记修身日
记的习惯，还给人留下一丝不苟、一板一眼的印象。 与恽代英的《中国青年》类似，杨贤江
以《学生杂志》为阵地，将该杂志过去的“修养”栏目倡导的旧道德改造成适合革命的新
修养（王飞仙，2004：149-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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