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6 - 《社会》2023年第2期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吾往矣”的孤高执着（吕妙芬，2017b：266）。 我们很容易在恽代英身上
看到这种精神气质。
此外，不难发现，恽代英对“个人自由”与“个体权利”等西方近代
价值的理解是抽象的，当他决定践行这些美德，最终得到的反而是对道
德纪律而非自由的强调。 正如他一方面支持女性解放、反对不人道的守
寡，同时却将“对等地为妻守贞”视为美德。 这似乎反映出在他内心深
处，经道德意志维持的、稳定的、互惠的“忠贞”关系才是人际关系的理
想。浪漫爱的偶然与多变在他看来是一种致命缺陷，是某种接近“本能”
的反应。 真正的爱应该是神圣而纯洁的，它体现着人类的灵魂安宁所需
要的那种常性、心灵契合与永恒性。 它既应超越身体，也应超越日常的
家庭生活带来的个体享受， 因为这些会消磨他的意志， 将他束缚于地
面。 恽代英在修身中追求的那种“性理合一”或“天人合一”的状态，与
此种对“至上之爱”的追求具有同构性。 群体中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也被
抱以类似的期待——平等、互惠、神圣、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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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 因共同利益和苦难而形成的阶级联合在恽代英看来没
有达到此种高度。 这导致了他最初与共产党人的疏离，以基督教青年会
和阳明学讲会的模式施行教化和启蒙。 从恽代英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
到，在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中，以“个体道德”改善“群体道德”的传统
路径似乎需要更合理的践行之法作为补充。 基督教青年会以科学系统
的社会调查作为补充， 甘博和步济时认为，“正确的精神和态度不足以
改造这个国家”，“中国的学生充满了新的爱国主义， 他们有无限的热
忱”，但是缺乏对“社会状况和社区服务方法”的准确科学知识作为“应
用这些原则并实现理想的确切方法和原则 ”（甘 博，2010：3； 左 芙 蓉 ，
2005：132）。 但是就恽代英的性格来说， 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实行、践
履，对学术研究的兴趣有限。
中国共产主义者则选择了直接的政治行动和劳工运动的方式。 在
李大钊（1984：67-68）看来，“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为时代的“运
会”，“运会”在严复（2019：15）的解读中是一种圣人也莫能转移、只能
奉行的趋势。 因而，“阶级竞争”既是顺应“运会”之举，也是为“人类互
助和博爱”的历史阶段扫除障碍、制造“开端”的一种方式。 1927 年瞿秋
白（ 2013：443-444）在 其 翻 译 的《无 产 阶 级 之 哲 学———唯物 论》中 也 讲
到，道德是有阶级性的，“阶级愈进步，他所代表的经济形式愈高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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