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 - 《社会》2023年第1期

社会·2023·1

序的变动密不可分（Hume，1932：168）。 一方面，繁荣的国际贸易改变了
社会结构。 贵族的财富和影响力下降，从贵族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进
入城市，成为依靠勤劳工作享受富足生活的自由手艺人，贵族在特权领
地（ counties palatine）和地方法律事务方面的权力也逐渐转移到国王手
中，休谟称之为“隐秘的政府革命”。 由此，民众面对的政治权力主要出
自君主而非贵族之手， 原本用来打击大贵族、 保护民众利益的国王专
权，反倒成为臣民自由 的威 胁（Hume，2012a：384-385，2012c：383-385、
481）。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传播的激进观念改变了臣民的政治态度。 都
铎王朝时期，下院的集会期相对短暂，议员互不熟悉，在公共生活中占
据重要地位的教会也把服从君主作为布道主题。 议会和教会共同塑造
了民众顺服的政治态度，用休谟（ Hume，2012a：368）的话说：“在莎士比
亚所有的历史剧里……没有公共自由（ civil liberty）的位置。 ”不过，清教
思想和激进的共和派作家为民众提供了审视古代宪章的全新眼光，受
其影响的臣民如今只能在古代宪章中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 迫（ Hume，
2012a：123-124、352，2012b：18-19、127-128、177-178、559，2012c：59）。 由
于 17 世纪的英格兰尚不具备强大的财政和军事能力，国王的权威更多
依赖“民众的意见”而非“金钱或者武器的力量”，民众态度的变化很快
传导到公共秩序当中（Hume，2012b：128）。 18
巧合的是，专权在政治中的作用却愈发突出。 面对国际政治竞争，
国王需要强化国家力量， 不过他只能诉诸专权———这种古代宪章和习
俗认可的权宜之计。 由此看来，国王的诸多举措并不全是辉格党所指出
的“压迫”，他应对国际挑战的诸多努力值得更多同情。 不幸的是，在经
过宗教改革精神洗礼的臣民看来， 国王广泛动用专权侵扰了法律的常
规化运作。 因此，休谟认为，历史转折期的斯图亚特王朝处在一种不幸
的处境中（unhappy in its present situation）。 国王广泛动用专权、竭尽全
力地强化国家力量，在民众看来他只是被“不审慎和错误的原则”主宰，
面目也就越发可疑（Hume，2012b：228、236、570，2012c：513、520）。 休谟
总结道，民众和议会对自由秩序的追求，以及古代宪章赋予国王强化国
家权力的合法性，二者并不是自由和压迫之间非黑即白的对抗，而是同

18. 休谟关注的两个要素，市民阶级偏爱法律统治和就事论事的秩序，以及新教教派为
对抗恣意性权力注入的激进动力， 在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分析中得到佐证 （陈涛，2020：
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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