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22年第2期

“忧郁的孩子们”：课外补习会带来负向情绪吗？

以下两个 OLS 回归。 在回归方程中，“情绪调节境况的标准化得分”作
为因变量，学生的人口学特征、学期和学校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父
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和父亲职业类别（处理为多个二值变量）分别作为两
个模型的核心自变量。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学生特征、学期和学校
固定效应后，情绪调节境况在不同阶层的子女间仍存在显著差异（联合
检验 p<0.05）。
上述结果表明，不仅由补课引发的致郁效应存在组间异质性，不同
家庭背景的学生在情绪调节境况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阶层分异模式。 接
下来要回答的问题是， 情绪调节境况的阶层差异是否能够解释（或影
响）致郁效应的阶层差异。 这是一个“高维度”的因果推断问题，原因变
量是情绪调节境况的阶层差异（而非个体层面的情绪调节境况），结果
变量是由补习引发的致郁效应的阶层差异 （而非个体层面的负向情绪
水平）。 针对上述原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均只有一个相应的观测值，难以
用结果变量对原因变量进行回归来估计出因果效应，因此，我们选择“反
事实模拟”的分析框架来回答这一因果问题。
反事实模拟的思路是：对于参加补习的较低阶层的子女而言，假定
他们的情绪调节境况变得和较高阶层家庭的子女同样好， 其他条件不
变，那么（原有的）致郁效应的阶层差异是否也会相应地缩小（或者说，
致郁效应的组间异质性是否会相应减弱）？ 在这个反事实情境中，参加
补习的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与那些较高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情绪调节境
况上存在的“事实性”阶层差异不复存在（平均而言）。 这时，如果致郁
效应在较高与较低阶层子女间（事实上）存在的差异也因情绪调节境况
的阶层差异被“反事实地抹平”而相应地缩小甚至消失，那么就可以印
证情绪调节的阶层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致郁效应的阶层差异。
在实证策略上， 本研究借鉴了代表性研究使用的反事实分析框架
（Liu 2019； VanderWeele 2015），并基于研究情景的特殊性（高维因果推
断）进行了相应调整，具体步骤如下： 18
第一步，使用全样本（6 535 人）数据和主效应分析中所用的工具
变量回归模型设定，在此基础上引入“情绪调节境况”的一次项、“情绪
调节境况”与“补习参与”的交互项。 19 模型设定如下所示，Y i 为负向情

18. 简洁起见，这部分的分析是对两组家庭阶层背景差异较大的子群体进行比较。
19.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设置交互项的目的并不是 考察情 绪调节 或“致郁 效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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