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7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的负向情绪很可能是较低阶层子女的特异性后果， 而较高阶层的子女
对此类负向情绪具有较好的心理免疫能力。 这可能意味着，即使课外补
习参与机会的阶层差异在逐步弥合， 课外补习参与结果的不平等仍可
能继续。 负向情绪的长期累积又将对学生的学业表现、身心发展带来多
方面、持续性的不良后果。由此，课外补习可能借助健康不平等的生产，
隐秘地维持和延续了现有的教育不平等格局。 这为未来的教育分层研
究和进一步的“双减”政策落地提供了有益启发。
（三）局限与进路
本研究仍存在诸多局限。其一，本文并不能完全印证家庭教养方式
与课外补习的致郁效应及其阶层分异之间存在因果关联。 其二，受数据
可及性的限制，本文难以捕捉到课外补习的类型与质量的差别，如培优
（ enrichment）与补差（remediation）的区分，补习班的班级规模、教师授课
水平、补习讲授的内容等。 课外补习类型的阶层分异也可能是致郁效应
呈现阶层异质性的解释之一。 其三，本文在阶层异质性分析中的分组标
准还有待改进，主要参考了经典理论的做法，用父母文化程度、职业类
型来划分样本以展示课外补习与负向情绪的阶层分异图景。
此外， 本文使用分组回归的方式捕捉阶层异质性的做法也值得商
榷。 即使面对同一份情绪量表，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对量表的主观理解
可能存在差异；另外，即使参加质量和数量相同的补习班，不同家庭背
景的子女面临的情绪健康问题的来源可能不同。 一个可能的猜想是，较
高阶层的子女在补习参与过程中或更易产生向上的社会比较或平行比
较，并与其父母的“中产焦虑”相互叠加，对自己在补习中取得的进步并
不满意，在“内卷”浪潮裹挟下倍感竞争压力；而弱势阶层的子女或受制
于家境约束，忧心补习无用、浪费稀缺的家庭经济资源。这样看来，不同
家庭背景的子女在情绪健康等主观指标上的可比性仍有待改进。
本研究有两个改进方向： 其一是获取信息量更为丰富的全国代表
性数据，进而对家庭教养方式、课外补习与负向情绪的因果机制进行更
扎实的实证分析；其二是走进田野，观察不同阶层的子女在补习参与过
程中的真实境遇与心路历程， 探索不同类型的家长帮助其子女化解负
向情绪的具体策略及阶层分异的图景，以期充实和发展量化发现，迈向
更鲜活饱满又接地气的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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