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7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本文参考了代表性研究的建模策略， 对控制变量进行了全面且审
慎的选取。
1. 原因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原因变量）是课外补习参与，操作化为“最近一
年来，学生是否参加奥数/普通数学/语文/英语补习班（参加设为 1，否
则为 0）”。 研究样本中，2014—2015 学年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占全样本
的 38.68%（2 528 人），本学年未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占全样本的61.32%
（4 007 人）。
我们比较了不同家庭背景（家庭经济条件、父母文化程度、父亲职
业类别）的学生在本学年的补习参与率，发现补习参与率与学生的家庭
社会经济地位呈正相关关系。 家庭背景处于较高阶层的子女补习参与
率相对更高。 2
2. 结果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结果变量）是中学生的情绪健康状况，操作化为“负
向情绪得分”。 本文借鉴了代表性研究对抑郁情绪的处理方法（Kuan，2018；
Chen and Kuan，2021），使用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的定序
计分模型 （ graded response model）， 假定受访者负向情绪水平与受访者
对情绪量表题目选项的应答概率服从逻辑斯蒂函数关系， 然后使用最
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 将 CEPS 问卷中负
向情绪量表的应答结果转化为每位受访者的负向情绪 IRT 得分。 3
研究样本 2014—2015 学年的负向情绪 IRT 得分在-1.53 到 2.75 之
间，均值和中位值都接近 0，标准差为 0.93。 负向情绪得分越高表明受
访者的负向情绪积累越多，负向情绪倾向程度越严重。 我们比较了不同
家庭背景（家庭经济条件、父母文化程度、父亲职业类别）的子女负向情
绪得分的组间差异，发现负向情绪的严重程度与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地

2. 受篇幅限制，相应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在文中展示，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3. 在 CEPS（2014—2015）问卷 中，负向 情绪量表包含以下几个与抑 郁情绪 相关的 问 题 ：
在过去的七天内，你是否有以下感觉：（1）沮丧.（2）消沉得 不能集中精力做事.（3）不 快
乐. （4）生活没有意思.（5）提不起劲来做事.（6）悲伤难过。 上述每 一个问 题，应答 项为
五分定序选项：（1）从不.（2）很少.（3）有时.（4）经常.（5）总是。 出于稳健考虑，笔者使用
了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到负向情绪的标准化因子得分。 两种测量结果的样本相关系数
达到 0.95 以上， 分析结果也基本一致。 简洁起见， 下文报告的因变量均为负向情绪的
IRT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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