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22年第2期

社会·2022·2

他们乐于传唱的歌曲中有所体现。 这些歌曲有的意图在学生中培养出
战友式的情谊，有的强调严整的纪律，甚至还会对不服从者展开侮辱和
嘲讽（本雅明，2012；Benjamin，1985； Jennings and Eiland，1996）。 在这种
尚武的氛围以及严苛的纪律面前， 个体的精神追求同样没有生存的空
间。 本雅明甚至认为，这些抽离内在精神属性而仅仅服从外部权威的学
生与动物无异， 以至于他在离开学校二十多年之后写下的文字中仍然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厌恶感：“上课的铃声响起来，成群的学生窸 窸 窣 窣、
叽叽喳喳地涌入仅有的两扇门，挤在狭窄的楼梯上。 我憎恶这些台阶，
因为每一次向上攀登都像是在牧群里一样，眼前是成片的四肢，一股恶臭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扑面而来”（本雅明，2012：239； Benjamin，1985：511）。
柏林街头毫无差别的行人以及学校里陈腐的气氛让本雅明开始觉
察到精神生活的匮乏，而在 19—20 世纪的德国，这种匮乏感和由此而
来的危机感构成了社会理论传统中的典型感受。 根据斯图尔特·休斯
（ Hughes， 1958）在其思想史作品中的记述，1890 年，一部匿名作品刚出
版， 就凭借着对德国精神和文化处境的诊断， 引起了一批德国人的共
鸣。 2 在这本书的开篇，作者指出了德国人精神中的科学取向以及与此
相随的文化衰落过程：“德国人的精神生活在迅速衰落， 这已经不是什
么秘密了……现代文明展现出它薄弱的一面：它渴望变得科学，但越是
科学，就越是乏味。 科学的每个部件都摆在那里，但各个部分之间缺少
精神性的关联”（Langbehn，1890:1）。 韦伯（1998：33）也曾在其演讲中指
出，现代科学无法提供接近上帝的路径，也无法解决生命的意义问题，
“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这种以通往上帝之路作为科学使
命的情形已经不存在了，“在尼采对那些‘发明了幸福’的‘末代人’做
出毁灭性的批判之后， 对于天真的乐观主义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
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这种事情， 已经无需再
废口舌了。 除了教书匠和编辑部里的一些老稚童， 谁会相信这样的幸
福？ ”尽管韦伯通过加尔文宗造成的对于“救赎确证”的焦虑，找到了现
代人精神危机的肇始之处和人们行色匆匆、埋头苦干的价值根源，但是

2. 该书名为 Rembrandt als Erzieher: von einem Deutschen。 它的作者后来被证实是德国艺
术史学家尤里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 在斯图尔特·休斯（Hughes，1958）看来，这本
书在公众领域所引起的轰动是德国精神症候的一个重要标志， 而下一部引起如此广泛
公众兴趣的作品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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