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2 - 《社会》2022年第1期

盐制自由化改革的治理逻辑

团走私的可能性就越高。 在改革之前，河东食盐价格受到限制，贩私利
润和游离人口都较少，食盐走私缺乏动机和必要的社会条件。 政府放弃
管控后，贩盐业利润提高，吸引了蒙古地区的游离人口，因此引发了边
疆的集团贩私问题。 淮北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在改革前，淮北的贩私利
润、游离人口水平都较高，当地贩私组织猖獗；改革后，走私利润大为降
低，民间集团丧失了走私的动机，其释放出的游离人口又被吸纳入自由
化的运销体系，与政府的对抗性大为下降，所以改革的社会治理效果基
本是正向的。
清代中期盐制改革的案例说明，经济制度本身即是一种社会安排。
清政府对食盐流动的控制，不只是一种财政设计，还兼具社会治理的功
能。 19 世纪上半叶，清王朝对人口的控制逐渐松动，民间集团参与走私
的情况大量增加。 这一背景凸显了自由化政策的治理意义，使自由化改
革具备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 而自由化改革的实质并非是要寻求经济
绩效的改善，而是要在财政需求、食盐流通、地方治理等多重目标中寻
找一个新的均衡，这与西方近代的自由化改革存在本质的不同。
也正因为这种寻求均衡的特质，自由化制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久。
19 世纪下半叶，清政府的财政压力陡增，治理问题让位于财政问题，干
预主义回潮。 政府开始加强对食盐市场的管控：同治五年（1866），李鸿章
在两淮推行循环票法，恢复官督商销体制；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在
四川推行官运商销制度，统一征收盐税。 盐业自由化的趋势也就此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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