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3 - 《社会》2022年第1期

社会·2022·1

付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成本，又能避免劳工运动导致的合法性危机。
（一）农民工市民化悖论：流动、收入与家庭
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中国制造”处于跨国产业链的底端，议价能
力低，工厂利润微薄，本地资本家让利空间有限，不得不寻求更廉价、更
灵活、更易于控制的劳动力。 不稳定就业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首先， 经历过 20 世纪末下岗分流的体制内单位广泛采用了劳务派遣
制，大量招聘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非正式员工。 其次是制造行业、建筑
行业和服务行业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代工企业，他们从早期的合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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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件工资等转向业务外包 、缩短合同期限和灵活用工（合同工、临时
工、散工、兼职工等）等管理模式，农民工是这种不稳定就业的主力军。
李静君（Lee，2016）认为，发展主义政府制造 了 越 来 越 多 的劳动 后 备 军
（如失地农民和实习工），且弱化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导致 2010 年以
后农民工的就业不稳定状况更为明显。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反复提到的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其关键在于让农民工的收入能够在城市中养活自己和家人。 也就是马
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家要支付作为劳动力商
品价值的工资以完成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郭于华、黄斌欢（2014）进一
步将劳动力再生产归类为“维持”和“更新”两个部分，前者是劳动力自
身体力和脑力的维持，后者是劳动力在家庭中的再生产，包括赡养老人
和养育孩子。 在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这两个部分被拆分开了，
农民工大多独自进城务工或者在城乡间往复流动， 自身体力和脑力的
维持在城市中实现，而他们的父母、子女则留在农村，赡养老人和养育
子女这部分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由农村地区承担了。 这种模式并非中国
独有，布洛维（Burawoy，1985）在研究南非、俄国等地的移民工人时也发
现了类似现象，并将其命名为“拆分型生产政体”。 笔者认为，这种“拆
分型生产政体“只是农民工不稳定就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劳动过程中
更多地表现为缺乏长期合同和就业的高流动性。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问题是就业问题， 即能否在城市获得稳定且
足够家庭支出的收入。 从理论层面看，收入增长主要有两个途径：其一
是 人 力 资 本 （正 规 教 育 、 在 职 培 训 和 工 作 经 验 等） 的 投 入 和 积 累

6. 包工制是把生产任务包给个人或班组，按件计酬，早期主要存在于矿山、建筑和码头
搬运等行业中，近些年在制造业中也逐渐兴起（贾文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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