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4 - 《社会》2022年第1期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Schultz，1961）；其二是就业流动，即劳动者通过竞争获得更高收入的
职位，提高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匹配程度，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人力资
本价值的最大化（Jovanovic，1979）。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
场并非是同质的。 个体如何选择职业晋升途径取决于其所处的劳动力
市场特征。 具体到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他们普遍学历较低，人力资本不
足。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后， 竞争的是低端劳动力市场的职
位。 一方面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职位对知识
水平和技能的要求较低，雇佣者招聘培训的成本较低（吴愈晓，2011）。
因此，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人力资本和工作经验的积累难以获
取高回报。 且雇主为了防止工人结成联盟，不愿意与农民工签订长期雇
佣合同（ Taubman and Wachter，1986）。 因此，农民工必须不断地在劳动
力市场内进行职业再搜寻， 通过就业流动搜寻到与自身匹配效果更好
的工作，实现收入增长（Ariga，et al.，2012；吴愈晓，2011）。 农民工不能
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加收入，而是需要通过流动，这种流动是一种被
迫的流动， 是一种不稳定。 在刚性社会结构和诸多排斥性制度的作用
下，农民工群体形成频繁流动的就业特性，这种高流动性尤其体现在他
们首次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 还可能频繁地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进行
横向的区域流动。 然而， 农民工的配偶和子女同时流动会面临各种阻
碍，比如，在新的就业地点配偶能否找到合适的岗位，子女能否找到就
读学校等。 也就是说，资本家并没有支付农民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家
庭支出部分。 在家庭化迁移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一方面，其家庭无法开
拓新的社会资源、构建新的社会关系，进而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中
家庭社会资本的提升；另一方面，与亲人的分离无法满足其精神及情感
层面的需求，农民工赡养父母和养育子女的负担较重。 由此，本文提出
不稳定就业导致农民工市民化悖论的假说。
假说 1a：在城市中，不稳定就业有助于提升农民工个体的收入水
平，但是不利于农民工家庭成员随迁。
我国于 2008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要求，在用人
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应明确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工作时间
以及基本的社会保险福利。 签订长期劳动合同可以使劳动者的收入和
福利等得到保障，且这部分费用由企业承担。 在劳动力市场上，签订长
期合同意味着农民工就业的正规化和稳定性，企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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