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8 - 《社会》2022年第1期

不稳定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悖论：基于劳动过程的视角

佣合同类型和长期居留意愿三个维度来衡量就业稳定程度。 其中就业
流动次数是在流入地进行 1 个月及以上以工作和生活为目的的流动次
数，不包括出差、探亲、旅游、看病等。 雇佣合同类型则以当前就业状况
来体现。 关于合同变量，问卷中设置的问题是“您与目前工作单位签订
何种劳动合同？ ”其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表示长期雇佣关系
的确立，赋值为 1；有固定期限一般为短期雇佣合同，赋值为 2；签订完
成一次性工作和试用期合同都属于非正式就业合同，赋值为 3；未签订
劳动合同的赋值为 4。 长期居留意愿则反映了农民工对现有工作和所
在城市的归属感，可部分反映出就业的未来稳定性。 关于该变量，本文
将回答“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 年以上）”中选择打算长期
居留的设为 0；返乡和继续流动的设为 1。 最后，对这三个变量，本研究
利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主因子，生成测度不稳定就业的一个综合指标。 10
基于已有文献和理论分析， 本文在拟合统计模型时还加入了一系
列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状况等。其中子女特
征包括孩子的性别、年龄、兄弟姐妹数；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流动范围、
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单位所有制类型、外出务工时间；家庭状况包括农
民工和配偶的年龄、农民工和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流动模式、农民
工首次流动时子女及配偶的随迁状况。
（三）实证策略
在关于不稳定就业对工资收入、家庭成员随迁影响的实证研究中，
存在很多其他变量混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 需要处理潜在的
选择性偏误。 不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之间可能因为某些已被观
测、未被观测甚至不可观测的变量而呈现明显的自选择性。 从已被观测
的变量来看，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
度、行业特征等变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使观测到的农民工在家庭成员
随迁、工资收入方面存在差异。 对此，本研究引入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
（GPSM）进行反事实分析，克服选择性偏误，为不稳定就业对农民工工
资收入和家庭成员随迁的影响做出更为准确的回答。

10.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使用的指标流动次数无法识别农民工外出打工之后在区县内
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构成了分析的局限。 但是本文在进行不稳定就业测度时，同时
使用了有无固定合同、长期居留意愿，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同区县的农民工就
业状况、流动状况进行衡量，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述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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