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9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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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组织成本 ）。 因而，此时中央政府的第一目标自然会导致其忽
略任务风险的高低所引发的组织成本变化。 当然，这一结论是一个极端
情形，体现了中央政府为必须达成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但这
种特殊情形的最优选择是局部和短暂的。 随着政策任务的执行，一旦任
务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央政府就很可能会改变偏好。 因此，更普遍
的情况是，当任务难度较大但又非极大时，任务风险的高低自然会影响
最优治理模式的选择：若任务风险较高，为了防控风险，则需选择高度
关联型模式；当任务风险较低时，则需要在防控风险和提高激励效果方
面进行权衡。 总结来看，在低任务风险情况下，随着任务难度从“易”逐
渐过渡到“极难”，治理模式就从松散关联型相应过渡到行政发包制；在
高风险的情况下，除了任务“极难”的情况选择行政发包制，其余情况都
应该是高度关联型模式。 这符合命题 3 的内在含义。
以上讨论了在给定任务属性的条件下最优治理模式的静态选择。
但在任务执行过程中，同一任务的属性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通过对任务
难度、验收难度、任务风险与治理成本曲线图的分析，结合以上关于最
优治理模式的静态选择原则， 我们可以将单一任务属性变化带来的治
理模式转化一般趋势总结如下： 保持其他任务属性不变， 任务难度上
升，最优治理模式倾向于行政发包制；验收难度下降，最优治理倾向于
松散关联型；若任务风险提高，最优治理模式倾向于高度关联型。
随着任务难度的上升，行政发包制的激励效果优势凸显，从而在更
大程度上降低组织成本；随着验收难度的下降，松散关联模式在验收效
果上的劣势将变得不再明显，而验收成本优势将得以充分发挥；任务风
险一旦上升，高度关联型模式在防控任务风险上的优势则占据上风。 例
如，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许多国际组织都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会阻碍
欠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威胁政治稳定性（Wang，et al.，2013）。
因此，在最初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其紧迫性和任务风险较高，采取高
度关联型模式。 随着任务的推进，就出现了多种政策规避手段，各级政

25. 通过观察各治理模式组织成本函数发现，从极端来看，面对一项几乎不可能成功的
任务（成功的概率趋近于 0），高度关联型治理模式的组织成本趋近于无穷大，而行政发
包制治理模式的组织成本是有限的。 换句话说，激励分配权的下放能够最大化地释放行
政发包制模式的激励效果优势，将一项注定失败的任务转变为可能成功的任务。 只要任
务风险是有限的，行政发包制的组织成本就一定小于高度关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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