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社会》2021年第6期

社会·2021·6

无论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还是对新的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
吸纳，都具有触及文明根本的重要意义。 在逐渐探索到“天理”层面的
新的形态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探索和开拓一条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
路。
与此相反， 日本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生各种迅速“转
向”，从维新政治到政党政治，再到军国主义政治，再到战后的民主政
治。 每一次转变似乎都迅速异常、成果丰硕，到头来却又问题重重。 而
日本的极端军国主义之所以产生， 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在军国主义教育
之下所产生的民众和军人对天皇的“情感”。 这也是无数日本军人与民
众在战争及战败后自杀的重要原因。这种军国主义的“自杀”，恰恰也是
本文所论日本“人情”逻辑走向歧途的恶果。
可以说，近世的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就像是“情理”这一脉络上对
反的两面。 中国社会偏于理的一面，而且“理”所指向的是“天理”，以及
基于此而作为人之根本的“伦理”；相对而言，“情”在作为基础的同时，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需要节制的对象。 日本社会则偏于人与人之间心心
相通的“情”，并且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情”以及根本性的一体感升华，
超越了作为外在规范的“义理”（低于根本性的“伦理”）。 正如前文所
言， 这两种途径都有着自身提升的可能， 同时也面临各自的问题与困
难。 在这个意义上，正因为中日社会之间的对反性质，对日本社会与文
明的细致研究会为我们认识与研究中国社会带 来 更 多 的启 发 与 可 能
性。在根本上，对日本社会的研究，其意义可能超过纯学术研究本身，而
带有文明层面上互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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