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21年第6期

近世日本社会中的义理与超越

多样性的“人情”方面。 在《情死天网岛》中，通过治兵卫与小春在人世
间的苦难经历，经由男女之情的最终升华、超越义理的“情死”而抵达为
人的根本。其中，男女之情是通向根本所在的重要道路。这便是中日两个
社会与文明对于“为人之根本”的理解差异。
在此意义上，在伦理化程度与文明化深度上，中国社会要深于日
本社会。 正因为这一点，中国社会学对于人情、面子的研究更加注重外
在规范。 因为在根本上，中国社会中的外在规范并不是简单的社会性要
求，而是一整套对人的根本伦理规定。 也正是这一伦理规范，以及随之
而来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才有了《杨家将》等传统戏剧中可歌可泣的人
物。但是这一套规范化了的“立于天地之间”的伦理秩序，容易遮蔽人与
人之间的“真情”，甚至会被孙富等人利用来谋求自己隐秘的权力和利
益。 鉴于这一伦理秩序社会化可能带来的僵化与遮蔽，冯梦龙想重新强
调人与人之间那些“真情”的可贵之处，这正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
意义。 而在日本的近世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作为人之根本的普遍伦
理规定，所以在庶民层会出现像太兵卫这样毫无廉耻、完全遵从俗理
的人物，也才会出现如第一幕中治兵卫这样不顾妻子儿女，沉湎于男
女之情的行为。 可以说，强调“情”之重要性的日本近世社会，由于缺乏
了伦理规范对于“情”的节制，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社会生活中不伦
现象的多发以及因情而来的大量越轨和自杀行为。 但与此同时，日本
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通以及此间的“真情”，则有着更加敏锐
与直接的感受，而且正是在“人情”这一脉络中，他们似乎探寻到了另
外一条走向超越和提升的道路。
这一种对照与中日两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有着重要关联。 关于日本
现代化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即为何日本能够在近世迅速地实
现“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没有如中国文明那般沉重的“天理”
负担。 日本社会凭借着“热情”，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奋起直追，希望达到
与西方相竞争的水平。 因此，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趋新趋快的
取向非常明显，因为现代化过程中各种新理念与传统“天理”之间的冲
突远不如中国激烈。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由于
“天理”的重要影响，无论是在接受还是在转向的过程中，都面临重重
艰难。 在近代史中，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迟滞和艰难众所周知。
但是，也正因为有着“天理”层面的关注，中国文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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