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0 - 《社会》2021年第6期

近世日本社会中的义理与超越

关于日本的人情与义理，学者最为熟悉的自然是本尼迪克特的《菊
与刀》一书，书中指出近代日本人最根本的冲突在于“义务”与“人情”间
的对立（本尼迪克特，1996：143-144）。 但是，这种理解在日本学者的研
究中早已得到修正。 土居健郎（ 2006：20-21）在《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一
书中引用佐藤忠男 1960 年的研究：“佐藤忠男对义理的解释是‘所谓义
理，实质上是人情关系的一种延续’。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本尼迪
克特主张的所谓义理和人情完全脱离， 且相互对立的观点显然是站不
住脚的。 ……我们可以把‘义理’看作是一个容器，‘人情’则是器中之
物。 ”源了圆（ 1996:92）也指出：“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义理人情的纠葛，
不是以义理人情的形式展开，而大多以义理和义理的纠葛，和作为其反
面的情与情的纠葛这种方式展开。 ”也就是说，义理与人情的纠葛，本身
便是义理—人情作为整体与另一个义理—人情之间的联系与张力。 5
然而，这样一种人情与义理的纠葛状态，为什么会给本尼迪克特造
成一种印象，以致将日本社会中“人情”与“义理”理解为对立状态呢？
对此， 源了圆有一个精彩论述。 他对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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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讨论了日本人情与义理关系的演变历史：“让我们从这个观点 来
考察一下西鹤作品中的义理世界。 在他那里，如前所述，一切都在义理
世界中决断，在那里义理和人情的纠葛无容身之地。 在近松之后，虽有
义理和人情的对立但无纠葛。 在那里，义理是在自我之外，而且是必须
遵守的社会强制。 只有近松的作品，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含义的义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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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的悲剧。 ”（源了圆，1996：91） !
5. 石田一良在研究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时也使用“义理与情的葛藤”“义理与义理的葛
藤”来形容相互间的关系（石田一良，1965a：124-131）。
6. 即指义理与人情之纠葛的观点。
7. 在这里，源了圆明确地提到“西鹤—近松—近代”这样一个义理与人情之关系的转变
过程。 其中，西鹤是指井原西鹤，是日本江户前期的代表性平民小说家。 近松即近松门
左卫门，是江户中期的著名剧作家，也是本文所论述的《情死天网岛》的作者。 近松之后则
是指近松之后直至江户末期，源了圆特指近松之后的各种净琉璃剧本。
源了圆在另一处更加仔细地论述了此观点：“如果认为西鹤在《武家义理物语》中描
写的武士，是通过义理统一 了人格的话，那 么近松 所描写的人物 ，则是在自己内心 中交
织着义理和人情纠葛的人物形象......但是，这种义理，不是近松以后的净琉璃中的那种
单纯地在自己的外部约束自己的存在并使自己的行为服从它的义理， 它始终是在与他
人的关系中成立的，而同时又是作为发自内心的对他人的共感而成立的。 在这个意义上
说，在近松 的作品 中，义理 和 人情 之 间 不 是对 立 ，而 应称 之 为纠 葛 ，我 还 将 其 称之 为悲
剧。 ”（源了圆，199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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