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21年第5期

社会·2021·5

么作用等关键问题，对不同的社会政策进行辩护或批判。 11 在这一过程
中，“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具有丰富解释潜力的概念工具，也进入各方
的话语，迅速成为争论焦点。
1880 年，格拉斯通第二次掌权，领导英国政府推行一系列旨在扩大
政府行动范围的政策措施。在两年时间里，政府出台了《地面猎物法案》
（Ground Game Act）、《雇主责任法案》（Employers’ Liability Act）和《爱尔
兰土地法案》（Irish Land Act），旨在对合同自由和财产权利作出不同程
度的限制。 这些法案的颁布表明，政府不再满足于“守夜人”角色，即仅
以保证合同自由和个人在不妨碍他人的情况 下 为其 所愿 的权 利为职
责，而是直接参与社会分配和治理，承担起促进公众福利的任务。 这种
对国家职能的全新观念得到了自由党激进派的大力响应， 更有众多政
治写手和小册子作家为激进的社会改革政策提供理论支撑， 包括许多
与当时成立伊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有密切关系的人。 他们试
图扭转舆论向支持国家权力扩大的方向发展，从而解决由“贫困、失业、
济贫院以及肮脏的生活环境” 等构成的维多利亚“社会问题”（Taylor，
2015：43）。
新颁布的法令让许多传统自由派人士感 到“越 了界”（a line had
been crossed）（Taylor，2015：43）。 在他们看来，这届名义上“自由”的政府
正同自由党的历史使命决裂，背叛了自由主义最要紧的原则，对个人自
由大行干涉与侵害。为了捍卫“正统”，这些传统自由主义者纷纷同党内
的激进派决裂，对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种种思想展开抨击。 他们自称
为“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s），活跃在反对政府各项改革措施及其背
后 的 社 会 理 念 的 前 沿。 1871 年 ， 伦 敦 伯 贝 克 学 院 教 授 约 瑟 夫·李 维
（Joseph Levy）为反对 1864 年《传染病法案》（Contagious Diseases Act）成

11. 英文学界传统上把这场辩论概括为“个人主义者”（individualists） 和“集体主义者”
（ collectivists）之争，前者指的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计划、对国家干涉的扩大深表
怀疑和不安的传统自由主义者”（ Jones，1980：55），后者则包括许多社会主义者，以及自
由主义者中支持改革的一些人。 这一叙事方式来源于英国法学家戴雪（ Dicey，1905：63）
1905 年的一篇演讲，此后又为科里尼（Collini，1978）和格林利夫（Greenleaf，1983：15）所发
扬，琼斯也沿用了这种两分法。但梅多克罗夫特（Meadowcroft，1995：231）的研究表明，“个
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 19 世纪都有多种含义，它们之间的对立可能是很多不同层面
之间更为细致的对立。 在此基础上，泰勒认为，应该将这场争论视为对个人主义者的来
自各个方向的攻击，而非单纯两大阵营的对抗。 本文参考后一种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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