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7 - 《社会》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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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2021·4
特征，农民的经济行为也符合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原则，村庄更具有
公司性质而非“共同体”。 或许是为了规避“理性人”概念的局限性，波
普金没有对“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做详细说明，也没有像斯科特一样探
究农民生存行为的道德含义。“理性”农民的论证是基于对村庄与国家、
农民与保护人之间的关系和博弈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考察的是各
自利益计算的过程。 与斯科特的道义经济与道义伦理相呼应，经济理性
指向以合同契约、效率至上、自由竞争为核心的市场体制以及个体利益
最大化的选择取向，背后对应的是以边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社
会伦理。因此，“斯科特—波普金”论争的实质是道义生存与经济理性的
理论观点分歧。
这种分歧影响着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生存与抗争的研究。 在相关学
者看来，国企工人兼具“理性”生存与“道义”抗争的双重面向，其生存
方式具有经济理性特征，而集体行动又受到道义正当性的支配，以生存
伦理至上和分配公正优先作为行动依据（刘爱玉，2003；黄岩，2005；唐
军，2006；陈峰，2009）。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交替
竞争使得国企工人既能借助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又能运用市场经济逻
辑，从而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佟新，2006）。 尽管国企改制消解了传
统互惠模式，但国企工人继续在互惠伦理的支配下展开集体行动（李晓
非、孙晓天，2013）。 由此可见，其中的“道义”指向计划体制，而“理性”
指向市场体制。 前者提供了国企工人集体行动的正当性来源，后者则从
意识形态角度为国企工人的市场化转型铺平了道路。
在郭于华（2002）看来，道义生存与经济理性均是理论层面的探讨，
与经验现实存在距离，应当将研究对象放在特定且具体的生存境遇、制
度安排和社会变迁中进行分析。 杜赞奇（2003）、黄宗智（2000）等研究者
均注意到，在近代华北乡村社会中，农民既追求利润，又要维系基本生
计，其行为特征兼具上述两种取向。 无论是农民的生计选择还是国企工
人的生存与抗争，道义生存与经济理性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郭于
华（2002）认为，农民的行为并非只有理性与非理性或“道义”与经济这
两个选择，更多属于内向型生存理性与外向型经济理性这两个类型。 不
过，内向型生存理性主要体现为黄宗智所提出的“内卷化”生产模式，而
外向型经济理性则以针对管理精英的抵抗为主， 二者的概念维度并不
叠合，这使得我们在运用它们进行具体分析时仍存在模糊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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