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第三种类型是现代都市，如伦敦和纽约。 费孝通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最早论述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时曾指出，都市因其工业的发达、分工的精
细、 交通设备的完密能容纳大量的人口。 都市不应当被视作一种经济
的、政治的或地域上的单位，而是一个社会变迁的中心，一个人类行为
改变形式的大熔炉（费孝通，1999b：114-115）。 当时中国还没有这类城
市。
如果与伦敦的发展过程相比较， 英国其他城市的现代化同样以寡
头统治为突出特点。 英国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王权， 通过国王授
权，市民可以有自己的法庭和司法审判权、财政自主权。 因为大部分贵
族居住在乡村，英国城市早已失去对乡村的支配力量，亦没有对抗国王
的武装，它是一种只追求经济利益的团体（韦伯，2011：484-485）。 城市
望族必须与王权合作，充分展示自己的金融力量。 他们通过国会，以身
份制联合，形成一种超越地方独占利益的国家的市民身份团体（韦伯，
2011：488）。 上海在追求纯粹经济性和金融性方面接近英国城市，但它
没有王权特许条件，更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身份团体。
苏州和上海的现代化无法指望，如费孝通（ 2019：127）所说，“现代
都市是工业化的结果。 一个非工业化国家不会有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
市中心”。 城市的坐食者特性使费孝通根本不期待中国的城市能作为现
代化的载体。
中国城市本身还不能使人自由， 但城市中的大学却是现代性的发
源地。 中国的大学最初由国家或国外势力主办，并非以城市为主体主办
的，也并非产生于城市工商业阶层的自主意识。 时至今日，其现代性仍
主要来自国家的现代化规划。
费达生、吴庆农、李义浦、王婉秋都是从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吴庆农
从美国留学回来，不顾亲戚阻拦，将自己继承的祖产土地卖掉，到乡村
开办工厂。 费孝通写道，归国留学生通常不管中国社会具有的特点，留
英的学生把议会制度介绍到国内， 留学芝加哥的学生赋予帮派组织以
理性化的解释，留俄的学生则在国内试行苏联的制度。 吴庆农和他们不
一样，他想从社会内部带动社会改革。“正是他这个英雄才是历史的动
力，而非普罗大众。 大众只能跟随，不能创造。 创造依赖的是意志，而意
志是个人的……吴庆农，无疑是这样的个人”（费孝通，2020：24-25）。吴
庆农后来对自己的英雄主义进行了反思， 他拒绝蒋氏的同时想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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