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5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务和现金补贴对第一孩的生育选择均没有显著作用。 可以初步认为，对
于第一孩， 国家层面不同类型的政策福利在生育决策中是相对次要的
考虑因素。 当家庭做出二孩及以上的再生育决策时，托幼服务呈现非常
显著的积极影响。 托幼服务的补贴金额每提高一个单位，家庭再生育的
几率提高 30.6%（e 0.267 -1）。 随着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地位的提高以及
对家庭收入贡献的增加， 继续由母亲承担大量子女照料责任的家庭分
工模式愈发难以维持。 母职身份极大限制了女性的就业机会，极有可能
带来工作中断、 薪酬降低、 发展受限等多种间接成本（Koropeckyj鄄Cox
and Pendell，2007）。 这种以劳动力折损换取人口再生产的模式，既不符
合家庭利益，也有悖于社会发展。 由此推断，社会化的托幼服务对家庭
生育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是一种满足家庭需求且符合现代社会性别
分工的家庭政策工具。
另一方面， 与托幼服务不同， 现金补贴作为政府激励生育的另一
类重要政策工具在不同模型中均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从增加生
育福利的角度来看，现金补贴与托幼服务相比更加直接且清晰。 但问
题在于，现金补贴这种家庭化的政策倾向鼓励家庭（主要为母亲）作为
照料子女的主要责任者，这种政策思路既背离现代欧洲社会双职工家
庭的变化趋势，也违背女性自身对职业发展目标的期待。 此外，现金补
贴的支持程度不足以满足包括养育子女在内 的家 庭 支 出 也 是 其 作用
不 显著的可能 原 因 。 已 有研 究 证 实 了 母 职 惩 罚 （the wage penalty for
motherhood）的具体程度与影响机制，每多生一个孩子，母亲的工资收入
将减少 5%~10%（Budig and England，2001）。 也就是说，即使现金补贴
使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但是其家庭化的政策指向与实际的经济收
益都不能有效抵御女性因生育养育子女而带来 的职 业 风 险 与 经 济 亏
折，因此未能对欧洲家庭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其次， 本研究还关注微观层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对生育行为的影
响。 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年龄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 教育
与收入则对是否生育和不同孩次的生育行为都 有着稳 定 且 显著的影
响。 在模型 1 至模型 3 中，教育与收入对家庭生育决策影响的回归系数
变动幅度非常小，基本验证了微观特征在家庭生育行为中的具体效用。
笔者借助模型 3 的回归结果进行具体介绍。 也就是说，受教育水平每提
高一个等级，家庭再生育的几率提高 17.5%（e 0.161 -1）；家庭收入水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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