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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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贸易的三重世界
与人文世界的割裂。 其中，物质要么被认为与人类世界无关，要么被归
为抽象的人文世界的表征（representation），而这种表征恰恰是通过物质
的“去物质性”（dematerialization）和抽象化机制完成的，这种抽象机制的
极端体现就是货币。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西美尔还是索绪尔，他们都
注意到了货币与语言符号的相似性。 在这种相似性中，货币被认为在本
质上是没有重量、质感和形状的，而商品越来越成为一种与其物质性脱
离、抽象，只具有数量特征的“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类货币”（ Keane，
2008）。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及其价值理论的确嵌入在从过去到当下
的燕窝贸易和消费历史过程中，如上文所述，近代以中国香港为中心的
世界燕窝市场的成形和成熟，源于 16 世纪开始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
体系在环南中国海的扩张及其与帝国南疆的相遇与交互； 这一过程亦
形塑了近代南洋华商的贸易和移民网络，让燕窝得以在这一跨境、跨民
族的网络中流转。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内的燕窝需求得以满足。 这一
过程进而在 20 世纪末表现为深化的燕窝产业转移和工业化生产方式
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燕窝物质性的抽离和异化趋势。
但本文试图强调， 世界体系扩张所形成的文化并置和文化杂糅应
该理解为基于多元价值理论的经济理性的并置。 同时，本文试图通过对
燕窝的研究呈现另一套并置的价值理论。 在本体论层面，这一价值理论
表现为中国文明秩序中的类比主义逻辑以及在这一逻辑指引下整合的
物质与人文世界， 而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燕窝商人的物质性体验———
燕窝之“补”。 具体而言，在急速变化的燕窝贸易中，类比主义的本体论
逻辑依然奠定着燕窝的崇高价值， 它们体现为以朝贡秩序为代表的世
界秩序想象以及对万物生生不息、相互滋养的信仰；在实践中，这体现
为对燕窝“清、香、弹”及进补效用的体验，并进一步成为人们行动的明
确导向。 类似于“抽象人类劳动”，“补”或许也可视为燕窝商人之价值
理论的核心。
这套价值理论在南洋商人的贸易网络中无时无刻不被践行着。 首
先需要指出， 南洋商人并非在中国文明和欧风东来所构成的夹缝中作
为中间人或翻译者展开实践，相反，他们构筑了一个人、物交融的富有
创造力的贸易网络。 高家龙（2013：170-171）发现，20 世纪上半叶，包括
北京同仁堂、上海五洲大药房、缅甸虎标万金油在内的药商和药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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