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2 - 《社会》2021年第3期

传统士人与现代艺术场域的相遇：黄宾虹的三次“被”发现

人身份的尝试；第二，黄宾虹的士人艺术观在现代艺术场域中的变化，
即在面对重构其士人身份的各种力量时，黄宾虹有怎样的回应。 这两个
问题既涉及艺术社会学研究中的核心关怀，即艺术的“审美自律性”与
社会语境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涉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渐趋分化
的趋势。黄宾虹的个案既否定了西方“艺术自律性”的框架，也无法用受
政治、资本等外部因素影响的艺术语境化概念来解释。 黄宾虹坚持“文
以载道”的艺术主张，以“超越性”的方式实现了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
统一，超越了西方艺术社会学在“审美自律性”与社会语境化之间的矛
盾。 这种超越性使士人得以在现代艺术场域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并在艺
术场域中表现为与艺术品交易的距离和对经济效益的超越， 由此催生
了艺术市场上的“败者为胜”现象，但其依循的并非布迪厄所说的经济
逻辑，而是一种文化逻辑。 这种具有独立精神的士人画家角色是西方艺
术社会学不曾关注的。 不同于西方艺术家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
徘徊于“审美”与“社会”之间的犹疑不定，士人画家在中国从传统向现
代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由“通人”向“画人”转变的精神窄化过程，这
种转化过程与中国近代以来职业分工逐渐细 化的社 会 结构 变 迁 相一
致。 同时，士人艺术家的独立人格使得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整合，而是
通过与现代艺术场域中不同力量的互动，借助独特中介者的力量，共同
建构了中国现代艺术场域。
（一）超越“审美”与“社会”
如果说西方以“艺术自律性”作为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重要区分，
那么黄宾虹的案例则说明， 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恰恰是
反对这种“艺术自律性”的。 从艺术接受的角度来说，艺术不是“自律”
的，在黄宾虹三次“ 被”发现的历史过程中，艺术场域并不独立，而是受
到了政治场域、学术场域和经济场域的影响。
从艺术作品的创作理念来说，士人艺术家并未“为艺术而艺术”。 关
注黄宾虹笔墨发展历程的书画研究者亦注意到了这一点，“黄宾虹作为
一个个体，与近代史的剧烈变革有着太多甚至是胶着的关系，这种关系
又与他的艺术思想及实践有着无法分割的内在关联。 以今人的某些观
念立场看， 黄宾虹的艺术理念以及他的艺术家生涯似乎并不纯粹”（骆
坚群，2015：62）。 这里所说的“不纯粹”即不只“为艺术而艺术”，因为传
统士人始终秉持“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念。 然而，“文以载道”并不同于

·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