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05 - 《社会》2021年第3期

社会·2021·3

的研究、柯律格（2012）对文徵明的研究，都在艺术家角色的基础上还原
了后者作为士人进行社会交往和应酬的整全世界。然而这种讨论主要聚焦
于明清两代士人艺术家，对清末民国的士人艺术家偶有涉及，对 20 世
纪之后士人艺术家的命运则少有讨论。 由于时间段的局限性，艺术史对
士人艺术家的讨论也主要在传统社会框架下展开。 近代中国经历了从
传统向现代的艰难转型，黄宾虹是这个转型较为完整的亲历者。 本文对
黄宾虹的讨论涵括了其晚清时期“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教育阶段，民国初
期在上海从事艺术文化事业的阶段，1949 年之后任教艺术院校的阶段
以及在其去世之后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的被重新发现， 从时段类型上拓
宽了已有艺术史研究的范围。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理论框架下，本文关
心的是士人艺术家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的遭遇和
命运。
通过对黄宾虹人生经历的长时段分析，本文发现，自晚清、民国以
来，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社会“担纲者”也由以“博通”为主要特征
的士人转变为在日趋精细化的职业分工体系下的专业领域从业者。 这
种转变伴随着一种主体精神被窄化的过程。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文徵
明和傅山身上。 柯律格（ 2012）通过检视文徵明生前及死后的文字记录，
指出其成为“名书画家”是一个“删减描写”的过程。 文徵明的各种身份
并未随着时间而层层叠加，反倒是渐渐减少，从而使“名书画家”的声望
逐渐凸显出来，于是士人文徵明变成了书画家文徵明。 白谦慎（2016）则
恢复了傅山作为“明遗民”的士人形象，而这种形象也被以往的研究者
“删减描写”为“明代著名书法家”。 晚清、民国以来，传统士人从“学而
优则仕”的读书人转向“报人”“画人”等职业后，这种窄化的例子更是
不胜枚举。 黄宾虹的诸多朋友也面临相似的命运。 例如，余绍宋被认为
是“史学家”“书家”，但事实上，余绍宋“有着多重身份”：“他既是官僚
遗老，服官晚清和民国政府，同时又是美术学校的书画教席”；他既是历
史学家，又是中国艺学的奠基人（彭砺志，2018）。 这些多重身份提示我
们，余绍宋正是经史传统之下的士人。 与黄宾虹论艺的陈柱尊亦为传统
士人，却在现代学科体制下被纳入“国学家”或“史学家”等某个学科范
畴中。 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这种士人被窄化的现象与职
业分化的普遍趋势相呼应。 但是， 士人并不是被动接受这种窄化过程
的，以艺术场域为例，作为士人的黄宾虹与正在形成中的现代艺术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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