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31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可 能 性越高， 对女性而言尤其明显 （Giskes，et al.，2008；Heraclides and
Brunner，2010；Langenberg，et al.，2003；Malhotra，et al.，2012；Muraro，et
al.，2016）。 然而， 为数不多的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
论。 拉蒂（ Lartey，et al.， 2019）基于加纳成人样本的研究发现，儿时的社
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成年后肥胖或超重的可能性反而越高。 作者将
其归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父母更可能负担得起西式餐饮，增加了
子女摄入高热量食品的可能性，由此提高了其成年后肥胖的几率。 基
于 其 他 中 等 收 入 国 家 如 巴 西 的 研 究 也 得 出 了 类 似 的 发 现（Muraro，et
al.，2016）。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大多是在社会决定论的框架下进
行的。
尽管长期效应模型可以考察基线测量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后期肥胖
的影响， 但并未彻底克服反向因果的难题。 有学者 （ Kawachi，et al.，
2010）指出，这是因为在基线测量之前人们的健康状况很可能影响基线
调查时其社会经济地位。 即便研究者测量了更早期的社会经济地位和
健康状况，仍然需要面对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可能。 因此，需
要更严密的研究设计来进行因果推断， 按照因果关系的强弱可分为以
下三种：（ 1）直接干预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实验；（2）社会经济地位的
外生性变化的准社会实验；（3）基于追踪数据并仔细控制了混淆变量的
观察性研究。
就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的因果关系这一议题而言， 使用社会实验
或准实验研究设计的文献并不多。 阿吉（ Akee，et al.，2010）发现，青少
年时期的外生性收入转移对贫穷青少年成年时的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简称 BMI）有正向影响。 此外，大多数因果探索使用的是基
于追踪数据的观察性研究，提供了两种因果方向的证据。 一方面，从社
会决定论出发，借助追踪数据的优势使用个体层面的固定效应模型，学
者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肥胖之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尽管其在社
会间和性别间呈现异质性（Levasseur，2015）。 另一方面，从健康选择论
出发， 关注个人 BMI 等肥胖指标对其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
（Jusot，et al.，2008；Pan and Qin，2013；Shimokawa，2008；Susan and Sanders，
1993）。 研究发现，就女性而言，身材肥胖会增加其失业的可能性（Jusot，
et al.，2008），降低其社会经济地位（Conley and Glauber，2006；Hammarstr觟m
and Janlert，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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