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3 - 《社会》2021年第2期

社会·2021·2

是在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下成长起来的。 即使国家可以改变公共领域
内部分性别话语和角色分工模式， 但作为私人生活领域的家庭在很大
程度上还延续着传统社会“男强女弱”的性别格局和期待。 看到自己的
妻子从事原本由男性主导的工作，甚至在职位和收入上高于自己，这让
一些女性领导者的丈夫陷入不安和嫉妒中， 极端者甚至会用家庭暴力
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占有和报复:
据我观察，很多女性领袖并未被善待，甚至会遭遇家庭暴
力。 当女性获得领导职位时，人们经常会怀疑她是通过某种性
贿赂获得这个职位的。 不论真假，这都会导致丈夫的不满，接
下来则会带来一系列家庭冲突和不信任。 这个丈夫可能会要
求妻子下午 6 点之前必须回家， 他不能理解妻子晚上还要工
作，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妻子在外边乱搞。 他们会通过要求
妻子早点回家的方式来提醒你， 谁是这个家里真正的主人。
（访谈对象：Irebe）
2008 年以来， 卢旺达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预防和惩罚家庭暴力
的法案，但一直收效甚微（Hansen，2017；Kubai and Ahlberg， 2013）。 下面
这段材料或许能够让我们对女性领导者在遭遇家庭暴力时的社会处境
略窥一二：
当女性领导者成为家庭暴力的牺牲者时， 她们往往会顾
及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不会向外吐露。 她们害怕自己成为“大众
媒体的目标”，这往往会影响到她们的孩子。 在卢旺达文化中，
ngo niko zubakwa（原本就该如此），她们只能选择沉默。 （访谈
对象：Irebe）
由于走出家庭处理公共事务， 这些女性领导者时刻面对着公众的
审视和挑剔目光：“作为领导者，我们需要小心避免冲突。我们必须要成
为社会的楷模”（访谈对象：Berwa）。 然而，这却有可能成为一种外在的
道德要求，进而束缚和禁锢女性领导者对家庭暴力的反抗。

（接上页） 年代，并且 从一开 始就受 到外部 国际力 量的影 响和支 持，其早 期目标 主要集
中于妇女的经济、技术赋权以及冲突后的救助等领域。 大屠杀之后，妇女民权组织与卢
旺达政府一起推动了很多性别平等法案与政策的落地。 已有研究指出，卢旺达妇女民
权组织并不追求自身斗争的独立性， 而是将非政府组织视为国家权力的基层延伸，很
多妇女民权领袖先后进入执政党并担任相关领导职位，这也导致卢旺达妇女民权组织
领导职位的空缺和民权组织的国家化倾向（ Burne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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