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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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重建”与走下神坛的女英雄
孩子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回去上班了, 我一般每天中午会
回家给她喂奶。 有一天因为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没有时间
中午赶回家。 结果会开到一半,就有人进来叫我出去。 原来我
的家人试图安抚饥饿的孩子,最后没能成功,我丈夫只好让人
带着孩子来找我。 ( 访谈对象:Mwiza)
卢旺达的儿童照料中心数量少且收费昂贵, 即使是这些处于社会
中上层的女性领导者也无法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儿童中心托管, 她们仍
然只能依靠前文提到的“家庭助手”来协助完成再生产劳动,才能够和
男性一样走上工作岗位。 但在访谈中,这些中上阶层的女性领导者却表
达了对国家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理解:“我们需要跑步追上其他国家的
发展步伐”(We are required to run while others are walking),以及愿意为
国家快速发展做出贡献和自我牺牲的决心:
现在就倡导更长的产假或弹性工作制对我们而言仍然为
时过早……我们的国家还需要快速发展, 而我们则需要为下
一代做出牺牲。 (访谈对象:Juru)
(四)来自基层社会的挑战与压力
尽管国家积极倡导女性进入公共政治领域, 但由于这种变化更多
地来自国家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倡导, 而非社会文化层面的逐层演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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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 这导致国家话语和政策在日常生活中面临传统性别观念更强
的挑战与抵制, 并在家庭与社群两个层面给女性领导者带来现实的压
力和困境。
1. 嫉妒的丈夫和家庭暴力
本文的被访者主要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前后, 她们和配偶仍然
22. 这一点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非常不同。 西方国家的女权运动已有两百
余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始终与女性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处境相伴相生。 在
此过程中,国家对 女性话 语的塑 造始终 是审慎 和平衡 的,需要 在激进女 权主义 和传统
—
家庭分工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性别话语之争中表
现得非常明显。 性别平等的进程在整体上仍然是自下而上、缓慢推进并经历不断反思
和调整的。 在女性的社会责任方面,西方国家呈现出一种“不主张、不负责”的态度,亦
即成年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个人也要承担自己的生活方式所带来
的后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存在着高层精英女性、全职太太、单身母亲、双职工
家庭等种种并行不悖的性别分工模式。
与很多西方国家的民权运动不同, 卢旺达的妇女组织兴起于 20 世纪 80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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