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0 - 《社会》2021年第1期

中国城市居民的互联网使用与政治参与

少，他们更倾向于独自从事各项活动。 帕特南指出，社区公共性的衰退
是社会资本流失的重要体现， 公众参与作为美国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
基础， 人们对公民自治与社会民主的参与意愿下降无疑是一个危险信
号 。 帕 特 南 认 为 ，“独 自 打 保 龄 球 ” 现 象 的 背 后 是 数 字 媒 体（ digital
media）对人们公共生活空间的侵占。 作为数字媒体代表形式的电视节
目占据了美国公民生活中的大量时间， 这导致原本用于公民间互动交
流的公共时间减少。 尽管当时互联网不是美国公民生活娱乐的主要媒
介，但是此后学术界仍将这一观点扩展到互联网上，并将该机制归纳为
“时间替代性假说”（ time displacement hypothesis）。 该假说认为，过度使
用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将侵占公民的政治活动时间，因此不利于公民的
政治参与。“时间替代性假说”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部分
学者认为帕特南的观点稍显悲观，且当时数字媒体刚刚兴起，其对政治
参与影响的正负效应仍有待实证研究的进一步检验。 此后，越来越多的
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会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 而且其影响效应在逐
渐增强（ Boulianne， 2009， 2018）。 若详细分析“时间替代性假说”的因果
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其论述的逻辑链条为：公民使用数字媒体（互联网）
频率增多—公共生活时间减少、 个人娱乐活动增加—公共生活的参与
意愿降低。 但是，帕特南这一看似顺畅的逻辑演绎背后可能存在其他的
替代路径。 例如，互联网使用频率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个体公共生活
时间的减少，因为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正逐渐通过网络表达、分
享 、 讨 论 自 己 对 公 共 事 务 的 看 法 （Bimber， et al.， 2015； Chadwick，
2006； Haynes and Pitts， 2009； Vaccari， 2013； 陈华珊，2015）。 同理，使
用互联网也不一定会导致个体的娱乐化倾向，因为互联网低成本、高时
效的传播特性不仅利于娱乐消息的获取， 也同样利于社会时政信息的
传 播 （Bimber， 2001， 2003； Castells， 2003； Kang and Gearhart， 2010；
Pasek， et al.， 2009； Tolbert and Mcneal， 200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同样从“互联网使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
不同的研究得出了相异的结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
为公民带来更大的政治便利， 他们悲观地认为互联网反而会抑制公民
的政治参与 （ Putnam， 2000）；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互联网的普及有
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 我们可以将他们称为乐观派 （Bimber， 2001， 2003；
Bimber， et al.， 2015； Boulianne， 2009， 2015； Kenski and Stroud， 2006；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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